我的初戀發生在北大荒。
許多讀者總以為我小說中的某個女性，是我戀人的影子。那就大錨特錯了。她們僅是一些文學加工了的知青形象而已，是很理想化了的女性。她們的存在，隻證明作為一個男人，我喜愛溫柔的、善良的、性格內向的、情感純真的女性。
有位青年評論家曾著文，專門研究和探討一批男性知青作家筆底下的女性形象，發現他們（當然包括我）傾注感情著力刻畫的年輕女性，盡管千差萬別，但大抵如是。我認為這是表現在一代人的情愛史上慘淡的文化現象和傾向。開朗活潑的性格，對於年輕的女性，當年太容易成為指責與批評的目標。在和時代的對抗中，最終妥協的大抵是她們自己。
文章又進一步論證，縱觀大多數男性作家筆下繾綣呼出的女性，似乎足以得出結論——在情愛方麵，一代知青是失落了的。
我認為這個結論是大致正確的。
我那個連隊，有一排宿舍——破倉庫改建的，東倒西歪。中間是過廊，將它一分為二。左麵住男知青，右麵住女知青。除了開會，互不往來。
幸而知青少，不得不混編排。勞動還往往在一塊兒。既一塊兒勞動，便少不了說說笑笑，卻極有分寸。任誰也不敢超越。男女知青打打鬧鬧，是違反行為規範和道德準則的，是要受批評的。
但畢竟都是少男少女，情萌心動，在所難免，卻都抑製著。對於當年的我們，政治榮譽是第一位的，情愛不知排在第幾位。
星期日，倘到別人的連隊去看同學，男知青可以與男知青結伴而行，不可與女知青結伴而行。為防止半路會合，偷偷結伴，實行了“批條製”——離開連隊，由連長或指導員批條，到了某一連隊，由某一連隊的連長或指導員簽字。路上時間過長，便遭訊問——哪裏去了？剛剛批準了男知青，那麼隨後請求批條的女知青必定在兩小時後才能獲準，堵住一切“可乘之機”。
如上所述，我的初戀於我實在是種“幸運”，也實在是偶然降臨的。
那時我是位盡職盡責的小學教師，23歲，已當過班長、排長，獲得過“五好”戰士證書，參加過“學習毛主席著作積極分子代表大會”。但沒愛過。
我探家回到連隊，正是9月，大宿舍修火炕，我那二尺寬的炕麵被扒了，還沒抹泥。我正愁無處睡，衛生所的戴醫生來找我——她是黑河醫校畢業的，27歲，在我眼中是老大姐。我的成人意識確立得很晚。
她說她回黑河結婚。她說她走之後，衛生所隻剩衛生員小董一人，守著四間屋子，她有點不放心。衛生所後麵就是麥場，麥場後麵就是山了。她說小董自己覺得挺害怕的，最後她問我願不願在衛生所暫住一段日子，住到她回來。
我猶豫，顧慮重重。她說：“第一，你是男的，比女的更能給小董壯膽。第二，你是教師，我信任。第三，這件事已跟連裏請求過，連裏同意。”我便打消了重重顧慮，表示願意。那時我還沒跟小董說過話，衛生所一個房間是藥房（兼做戴醫生和小董的臥室），一個房間是門診室，一個房間是臨時看護室（隻有兩個床位），第四個房間是注射室、消毒室、蒸餾室。四個房間都不大，我住臨時看護室，每晚與小董之間隔著門診室。
除了第一天和小董之間說過幾句話，在頭一個星期內，我們幾乎就沒交談過，甚至沒打過幾次照麵。因為她起得比我早，我去上課時，她已坐在藥房兼她的臥室裏看醫藥書籍了。她很愛她的工作，很有上進心，巴望著輪到她參加團衛生員集訓班，畢業後由衛生員轉為醫生。下午，我大部分時間仍回大宿舍備課——除了病號，知青都出工去了，大宿舍裏很安靜。往往是晚上10點以後回衛生所睡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