類似的情節也出現在前蘇聯的一部電影《醜八怪》裏：有兩個小學生是很好的一對好朋友，其中一個是班幹部，老師交給他一個任務，要密切關注他的好朋友在校外做了什麼事。這位班幹部發現，他的好朋友在校外吸煙，於是，立即彙報給了老師。他必須去彙報，隻有去彙報，才能讓那些師長認可他是好學生。彙報後，他的好朋友受到了友誼的傷害，而彙報者長大後心靈的煎熬也遠不能結束。
羞辱校長、吸煙都是不好的，但即使這些明顯的錯誤，當和人與人之間的信任、承諾等恒定信念發生“力”衝擊的時候，人們都要麵對一個如何對待的問題。在我們的國家，恐怕這些全都是可以簡化的，也許根本就沒必要討論，因為答案非常明確：當然要彙報！向阿姨彙報，向老師彙報，向校方彙報。因為彙報了，肯定受到表揚，而受表揚永遠是值得不考慮其他的。這種思想在大學，以及大學以外的地方潛移默化地讓他們接受，而這，最應該得到的是全社會的人文反思。
（三）
信仰、承諾、友誼，這些很基本的人文價值，到底應該在哪個階段完成？如何加強大學裏的人文教育？這種問題本身就意味著一個非常功利的想法：希望找出一種方法普及人文，最好極快，最長也別超過三年五年就能見成效。事實是，人文教育肯定不能這麼快地完成，這不是蓋樓，也不是修路。
在西方，人文價值的普及用了二百多年，我們今天即使要盡快普及的話，也至少要再用和我們共和國的曆史一樣長的時間。我們現在討論的隻不過是用什麼樣的方法來縮短原來需要那麼長時間來做的事情。當然，隻能是盡量地縮短。人文教育不僅僅是學校裏的事情，更是全社會的責任。當社會問題積累得太多的時候，人文教育就會變得更加複雜和難以實施。構建和諧社會，前提是這個社會必須是一個良知社會。社會必須有一些最基本的，像鑄石一樣的價值觀和原則來支撐住它。我們用人文的思想從小教育一個孩子，在他的成長過程中，使他成為良好的人，這是完全有可能的。但如果社會環境不配合，這個目標也是很難能實現的。“水門事件”後的尼克鬆最後向全體美國人道歉。由此我們會發現：在美國——全美國的公民，從大人到孩子都感覺在這個事件中，他們全部受到了傷害。是的，他們之所以不能原諒他們的總統，乃因總統極大地運用權力傷害了他們。
（四）
人文教育在當今中國，麵臨著技術主義、商業主義、官僚主義三個敵人。技術主義什麼都要搞量化，可人文元素畢竟是最不能量化的思想元素。商業主義什麼都要利益第一，而且要利益最大化，可“人文”偏偏不是以賺錢為首要目的之文化。官僚主義最瞧不起“人文”，可它們最有權力決定“人文”的文化地位。這些人文教育的敵人，哪個都很厲害，哪個都很強勢。與它們比起來，“人文”是很溫軟、很柔弱的文化品種。盡管如此，人文思想卻是人類全部文化總和中最有價值、最核心的那一部分。少了這一部分的文化，輕言是次品質的文化，重言是垃圾文化。
商業文化是什麼賺錢搞什麼，不惜腐蝕人的心靈。前不久的相親節目《非誠勿擾》，相關批評已經有了。電視台是國家公器，國家公器不體現人文文化思想是不對的，連娛樂節目也存在價值傳播的問題。“我寧可坐在寶馬裏哭，也不坐在自行車上笑”，這其實是某些女孩子們真實的想法，是可以討論的。但是，如果不是討論而僅僅是表現，就會事與願違。美國的商業文化也是無孔不入的。舉個例子，有兩個美國未成年的女孩境外販毒，在國外被引渡回國。結果，剛一下飛機，所有的記者全都去了。許多文化公司跟她們簽合同：出書的合同、拍電影的合同、專訪的合同等等。這兩個販毒的女孩還沒出機場，她們的身價都已經千萬以上了。麵對唯利是圖的文化的驕橫，知識分子首先會發出聲音，特別是在法律沒有明確規定的時候，知識分子就會站出來。美國的知識分子當時就紛紛站出來予以譴責了——而那些合同雖不違法，但等於作廢了。西方有諸如《關於健全人格的“二十四不”》等圖書，其中幾條包括怎樣看待金錢、怎樣看待權力，而我們這裏，這樣的書是無人問津的，人人都覺得自己的人格很健全了。這些所謂“人格很健全”的人一聽說有本書教人怎麼變富，大家全都去買了，一聽說有本書教人在官場上“厚黑”，也買之唯恐不及。
這如何是“健全的人格”？
官僚主義更多的現象是對“人文”文化的一種不以為然。或者口頭上認可，但心性漠然，或者不願支持，不願付出。偶然有時候也覺得那是不能或缺的，但轉而一想，這還是讓別人去做吧。強勢的官僚主義本能地嫌惡人文文化，從政治功利的角度來看，對於一個官員，人文文化往往不能成為政績。相比而言，修了一條路，建了一處廣場是那麼清晰可見。娛樂文化至少還花錢營造了熱鬧，而人文文化卻無熱鬧可言，故他們認為才不投入那“打水漂”的錢。原來的提法是“文藝搭台、經濟唱戲”，就是這樣一種非常功利的思維。文藝成了工具、台麵，是種襯托，活脫脫一個打工者形象。我們還常說，下一步的社會和諧工作要把文化當做“抓手”。“抓手”是什麼？就是門把手之類，隨便抓一下做支撐。最近的提法是“文化軟實力”，“軟實力”也非常功利，去國外辦一些孔子學院普及漢語，就體現實力了嗎？姑且認為文化是一種“力”，我們現在要考慮的是如何體現這種“力”？如何使用這種“力”？是用這個“力”影響公民，讓公民提高自己的意識，進一步監督政府把事情做好；還是用這個“力”來影響公民，使他們更加承認——百分之百地承認官員的權威？現在某些人對文化知識分子還是分派別，從前是分成左派和右派，右派的命運很不好。
我們所麵臨的情況通常是這樣——一個人如果具有某一方麵專長，並且極其善於封閉內心真實思想，尤其是不談現代人文思想見解的話，又尤其是，他還總是不失時機地一再地表示對現代人文思想之不屑的話，那麼他被當成人才來培養和“造就”的幾率就很大很大。特別是，他還多少有些文化，善於用中國古代封建思想家們的古代人文思想的絮片為盾，批判和抵製現代人文思想的話，那麼“人才”簡直非他莫屬了。這樣的人士我是很接觸過一些的，他們骨子裏其實也都是相當認可現代人文文化人文思想所傳承的某些最基本的觀念的，他們的表現往往是做假，但是假裝所獲得的好處又確實是不言而喻的。
反之，如果一個人不諱言自己是現代人文思想的信徒，那麼他的“進步”命運亦相反，他很可能被視為“異類”，受到能力限製。
這是“中國人文文化恐懼症”。“化”之難也，唯其難，故當持久“化”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