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
在國人看來，技術人才似乎可以離“人文”遠一些，甚至無須人文主義熏陶。而中國的事實，也大致如此。但是，若從另一種更高的要求來說，即使愛因斯坦，在“二戰”期間也要明確自己的人文立場。“二戰”時候站在納粹文化一邊的科學家，在戰爭結束後是必須要給全世界一個說法的。因此，技術人才同樣要對社會時事恪守最基本的人文判斷和態度。所謂“人文理念”，其實說到底，是與動物界之弱肉強食法則相對立的一種理念。在動物界，大蛇吞小蛇，強壯的狼吃掉病老的狼，是根本沒有不忍一說的。而人類之所以成為人類，乃因人性中會生出種種不忍來。這無論如何不應被視為人比動物還低級的方麵。將弱肉強食的自然界生存法則移用到人類的社會中來，叫“泛達爾文主義”，和法西斯主義有神似之處。
“人文”其實就是以更文明的文化來“化人”——化成一個有社會良知的人，科技人才自然不能排除在外。如果允許成批的科技人才可以不恪守符合社會良知的價值觀，那麼，這些人就會淪為一批“科技動物”。而恰恰在這方麵，我們做得很不夠。
對技術人才可以放棄文化要求嗎？西方早在20世紀七八十年代就發現了這個問題：千萬不能忽視技術人才的人文教育。美國的醫學院、法學院都是修完通識的本科之後，才允許申請就讀。他們的本科中，特別重要的內容是人文教育。而我們的高中生可以直接學習醫學、法學，繞開了必要的人文教育。實際上，醫生和律師是最富人文色彩的職業，在課堂上，學生們往往不隻是在討論技術問題。舉個例子說，一個病人送來了，可他的家屬不在旁邊，無法簽字，而醫生冒險搶救的成功幾率也不大。在這種情況下，醫生選擇救還是不救？如果搶救失敗，病人的家屬來後，會引起很麻煩的醫患糾紛。搶救或不搶救，考驗並證明一個國家“人文”社會水平的高下。我們當然不應該要求每一位中國醫護從業者都真的接近是天使，估計別國的醫護從業者也做不到人人都接近是天使。區別也許僅僅在於：
第一，既有院方的明文規定，見死不救亦心安理得，並習慣成自然。
第二，見死不救是絕難心安理得的事，於是共同商討實施搶救的兩全之策。而有時兩難之事，正是由於人性由於良知的不麻木和能動性，得以化解，呈現了兩全的希望。所謂“人文”，無非如此“化”人而已。在人文主義文化厚實的國度，以上希望就多。反之，則少。甚而幾近於無。在我們中國，唯上級指示和所謂“規定”為大的現象比比皆是。
往往，其大大於人命。舉兩個例子來說明：
第一，我是中學生的年代，哈爾濱市出現過一位為搶救國家財產而大麵積燒傷的英雄人物，但是他在醫院走廊躺了一個多星期得不到治療，因為他是農民，生產隊替他交不起押金。後來引起了省委領導的重視，下達了搶救的指示，但為時已晚。當年我們全班還集體朗誦了一首哈爾濱詩人滿銳的詩來歌頌他，開頭幾句我至今仍記得：
少年朋友們，請看——
高高的山上有青鬆，
青鬆的枝頭有雄鷹，
雄鷹展翅高飛騰，
聲聲鳴！
如果中國的少年們都能明白這麼一個道理——相比於一條人命，不論英雄人物的還是普通人的，在不至於危害另外一些人的生命的前提之下，一切似乎不可違反的規定都可視為狗屁規定；那麼，往後的中國人的人心，便算是被“人文”所“化”了。
第二，20世紀80年代末90年代初，某沿海省份某小市港口管理部門接獲海上頻頻發至的求救電訊，三十餘條漁船在僅僅三十裏外遭遇台風襲擊，懇求出動大船營救。而港口內，也確乎停泊著大船數隻，完成營救不在話下。但，小官吏要向上級請示，得到上級批準才敢派船。因為有規定，先交錢，後出船。遇險漁民們的家屬一時湊不齊那麼多錢，雖冒大雨集體跪於碼頭也還是無濟於事。因為上級的指示是——嚴格執行規定。其結果是，二十幾名漁民遇難……
又比如，首長出行，馬路戒嚴，提前十幾分鍾，延後十幾分鍾，每三四十分鍾。若有人急於回家大小便，而家就在馬路對麵，讓不讓過？若有老人在天橋上被曬得頭暈，請求下天橋到樹蔭下涼快一會兒，行不行？送急症病人去醫院搶救的私家車允許通行一下不……
若有武警戰士居然放行了，他的做法應該被理解還是應該嚴厲批評、處分。
若其遭遇是後種，以後誰還敢“人性化”一下？
若人人都成了不管麵對什麼情況，我都要做執行命令堅定不移的人，人民大眾又將做何想法？
政治是不太說這些的。
正是政治不太說的這些，人文文化要大說特說，雖會引起從政的某些人士的不滿，也要在所不惜。
人文文化“化”人，正是要如此這般也往社會細節處無怨無悔地“化”去。
誠然，近年來各級政府官員，對關乎人命之事，也確乎的不敢懈怠了。汶川地震、玉樹地震以及其他許多災情發生後，從黨中央到國務院到各級政府官員，以人民大眾的生命財產為重的意識，越來越明確了。
而這正是人文文化“化”一個國家的可喜的思想成果。
但以上那種反麵例子的“上級”還大有人在，“下級”也大有人在，“規定”仍將“人文”二字“規”在其外，故人文“化”人的使命，遠沒完成。
（二）
大學應是人文氣氛最厚重的地方，但是，我們做得也並不好。大學課程的安排太細致了，專業分科也太繁瑣，而一旦要精簡課程，首先拿下的就是人文課。大學生的學業壓力很重，學外語要耗盡很多時間，計算機考級也很辛苦。總之，大學生們的頭腦在一天24小時內，考慮更多的是專業成績，關心更多的是證書。若稍微再有餘暇，他們隻會選擇放鬆和休息。
大學也滿腹怨言，憑什麼非得進了大學才開始進行普及性的人文教育？這實際上已經有點晚了。這些進入大學之前的青年，按理說應該完成了初級的人文教育，他們進入大學後，更應該提升、鞏固、刷新已經接受的人文意識。但是，我們回過頭來看，在高中能不能完成人文普及教育呢？不能，因為高考的壓力太大。再退回到中學說，還是不能，中考壓力也不小。那索性就退到小學吧，可小學裏又不能勝任此項任務——小學生的心智還未成熟。
但也不能據此就推卸掉人文教育的責任。事實上，一個孩子一出生就會成長在一種文化背景中，無論是在家裏、幼兒園，還是小學，他們都會迅速形成作為現代人的最初的那些價值觀，這包括對生命的尊重。譬如說，虐待小動物也是醜惡的行為。但若仔細想一想，多少中國人小的時候，會抓蜻蜓或蝴蝶，尤其是男孩子，會把它們的腳撕扯下來，想看看沒有腳的蜻蜒和沒有腳的蝴蝶是怎樣的。捉到一隻蜜蜂，每在它的脊背刺上細細的枝條，拿在手裏玩弄。那些昆蟲在他們看起來更像是種種無生命的玩具。這固然是好奇心驅使，但在西方很少會有此類現象。當然，現在我們的國家，公園裏的這種情形也已經少多了。當小孩子剛剛懵懂懂事的時候，人文教育實際上就應該開始了。西方的人文教育與我們截然不同，更是與我們的“官二代”“富二代”的家庭截然不同。杜魯門的外孫一直到小學四年級的時候，才從課本上知道他的外祖父曾經是美國總統。他回家質問他的媽媽，你怎麼從來沒跟我講過外祖父是總統？媽媽跟他解釋，這沒什麼可講的，每一個美國人，隻要他對美國有一份責任感都可以去競選總統。——權力的本質是責任，這是我們最缺乏的人文意識的解讀。
人文教育更包括責任、信任、承諾等基本的價值判斷。電影《聞香識女人》裏麵講過這樣一個故事：一名男高中生出身於清貧之家，就讀一所重點中學，那裏富家子弟很多。這個高中生在學校目睹了幾位同學侮辱校長。事後，他被校方要求作為證人交代犯紀者的名字，若不說將會被開除，若說了將會被保送到耶魯大學。這個高中生與這些同學又都有著一種友好關係，他答應過他們，那件事情對誰也不說，既不能告訴校方、老師，也不能告訴家長。他值得出賣同學以此換取自己的前途嗎？這位高中生把苦惱講述給了一位中校。後來，校方讓幾名同學坐在一起對質，所有的學生都坐在台下。正在這時，那位中校趕來了，他說，為什麼校方不能啟發犯錯的同學自己承認呢？沒人承認，這本身就已經說明了中學教育的失敗。確實有人做了不對的事，而且不隻一人，但就是沒有一個學生有勇氣站出來，這樣的學校算什麼美國一流的學校？對於校方而言，以極大的好處誘惑一個學生，無論他如何選擇，要麼會毀掉他的前途，要麼會毀掉他的人格。以毀掉這樣出色的青年作為手段，這樣的教育何其失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