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曾在《光明日報》發表過兩篇文章，《論教育是詩性的事業》在先，《論大學》在後，兩篇文章都是我成為北京語言大學教師之後寫的。關於大學精神的一點點思索，不管是多麼的淺薄，其實已經由兩篇文章載畢。那麼，今天聽彙報的一點點看法，也就隻能算是淺薄者的補充發言。淺薄者總是經常有補充發言的，這一種衝動使淺薄者或有擺脫淺薄的可能。
我在決定調入大學之前，恰有幾位朋友從大學裏調出，他們善意地勸我要“三思而行”，並言——“曉聲，萬不可對大學持太過理想的幻感。”
而我的回答是——我早已告別理想主義。《告別理想主義》是我50歲以後發表的一篇小文，曾以為，告別了理想主義，我一定會活得瀟灑起來，可事實卻並沒有。於是每想到雨果，想到托爾斯泰。雨果終其一生，一直是一位特別理想的人道主義者。《九三年》證明，晚年的雨果，尤其是一位理想的人道主義者。而托爾斯泰，也一生都是一位特別理想的平等主義者。現在我鄭重地說——六十多歲的我，要重新擁抱理想主義。我認為，無論對於自己的人生還是對於自己的國家還是對於全人類社會，泯滅了甚而完全喪失了理想，那麼一種活法其實是並無什麼快意的。我這麼認為是有切身體會的，故我接著要說——我願大學是使人對自己、對國家，對人類的社會形成理想的所在。無此前提，所謂“大學精神”無以附著。1917年1月9日，北京大學舉行開學典禮，蔡元培先生發表著名的《就任北京大學校長之演說》；現若重讀其演說，他對大學的理想主義情懷依然感人。
蔡先生在演說中對那時的北大學子寄以厚望，既希望北大學子砥礪德行，又希望北大學子改造社會。
他說：“諸君為大學學生，地位甚高，肩此重任，責無旁貸，故諸君不惟思所以感己，更必有心勵人……”
現在的情況與1917年很不相同。
那時，蔡先生對大學的定義是“大學者，研究高深之學問者也”。
若以本科生而論，恕我直言，包括北大學子在內，似乎應是——大學者，通過頒發畢業文憑，誠實地證明從業能力的所在而已。
故我對“大學精神”的第二種看法是——要建立在現實主義的基礎上來說道。
連大學都不講一點兒理想，那還能到一個國家的哪兒去覓理想的蹤影呢？倘若一國之人對自己的國家連點理想都不寄望著了，那不是很可悲嗎？
如果連大學都回避現實問題種種，包括大學生就業難的問題在內，那麼還到一個國家的哪兒去聽關於現實的真聲音呢？若大學學子漸漸地都隻不過將大學視為逃避現實壓力的避風港，那麼大學與從前腳夫們風雪之夜投宿的大車店是沒什麼區別的了。
又要恪守理想，又要強調現實，豈非自相矛盾嗎？
我的回答是——當今之大學，尤其是像中國這樣一個人口眾多，每年有數以百萬計的大學學子跨出校園邁向社會的大學，其實是在為國家培養一批批思想意識上不普通，而又絕不以過普通的生活為恥的人。可現在的情況似乎恰恰反了過來，受過高等教育於是以過普通生活為恥的人很多，受過高等教育而思想意識與此前相比並未發生多大改變的人也很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