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朱門酒肉臭，路有凍死骨”同樣是。
一以權貴而比照貧“賤”，一以富貴而比照貧“賤”。蕭伯納說：“不幸的是，窮困給窮人帶來的痛苦，一點也不比它給社會帶來的痛苦少。”
限製權貴是比較容易的。人類社會在這方麵已經做得卓有成效。消除窮困卻要難很多，中國在這方麵任重而道遠。
約翰遜說：“所有證明窮困並非罪惡的理由，恰恰明顯地表明窮困是一種罪惡。”
窮困是國家的潰瘍。有能力的人們，為消除中國的窮困現象而努力呀！
富貴是幸運，富者並非皆不仁。因富則善，因善而仁，因仁而德貴者不乏其人。他們中有人已被著書而傳誦，已被立碑而紀念。那是他們理應獲得的敬意。
相反的現象也不應回避——富貴者或由於貪婪，或由於夢想兼而權貴起來，於是以富媚權，傍權不仁，傍權喪德。此時富貴者反而最卑賤，比如《金瓶梅》中的西門慶去賄相府時，就一反富貴者的常態而很卑賤。同樣，受賄的權貴斯時嘴臉也難免卑賤。
全部人類道德的最高標準非其他，而是人道。凡在人道方麵堪稱榜樣的人，都是高貴的人。故我認為，辛德勒是高貴的。不管他真否曾是什麼間諜，他已然高貴無疑了。舍一己之生命而拯救眾人的人，是高貴的。抗洪搶險中之中國的軍人，是高貴的。英國前王妃戴安娜安撫非洲災民，以自己的足去步雷區，表明她反戰立場的行為，是高貴的。南丁格爾也是高貴的。馬丁·路德·金為了他的主張所進行的政治實踐，同樣是高貴的。廢除黑奴製的林肯當然有一顆高貴的心。中國教育事業的開拓者陶行知也有一顆高貴的心。人類曆史文化中有許多高貴的人，高貴的人不必是聖人，不是聖人一點也不影響他們是高貴的人。有一個錯誤一直在人類的較普遍的意識中存在著，那就是以權、以富、以出身和門第而論高貴。
文明的社會不是導引人人都成為聖人的社會。恰恰相反，文明的社會是盡量成全人人都活得自然而又自由的社會，文明的社會也是人心低賤的現象很少的社會。人心隻有保持對於高貴的崇敬，才能自覺地防止它趨利而躬而鄙而劣，一言以蔽之，而低賤。我們的心保持對於高貴的永遠的崇敬，並不至於便使我們活得不自然而又不自由。事實上，人心欣賞高貴恰是自然的，反之是不自然的、病態的。事實上，活得自由的人首先是心情愉快的人。
《悲慘世界》中的沙威是活得不自然的人，也是活得不自由的人。他在人性方麵不自然，他在人道方麵不自由。故他無愉快之時，他的臉和目光總是陰的。他是被高貴比死的，是的，沒人逼他，他隻不過是被高貴比死的。
貴與“賤”是相對立的。在社會表征上相對立，在文明理念上相平等；在某些時候，在某些情況下，則相反。那是貴者賴其貴的表征受檢驗的時候和情況下，那是“賤”者有機會證明自己心靈本色和品質本色的時候和情況下。權貴相對於貧“賤”應貴在責任和使命，富貴相對於貧“賤”應貴在同情和仁愛。貧“賤”的現象相對於卑賤的行為是不應受歧視的，卑賤相對於高貴更顯其卑賤。
有資格尊貴的人在權貴和富貴者麵前倘巴結逢迎不擇手段、不遺餘力，那就是低賤了。低賤並非源於自卑。因為自卑者其實本能地避權貴者避富貴者，甚至，也避尊貴者。自卑者唯獨不避高貴，因為高貴是存在於外表和服裝後麵的。高貴是樸素的、平易的，甚至以極普通的方式存在，比如《悲慘世界》中“掩護”了冉·阿讓一次的那位慈祥的老神父。自卑者的心相當敏感，他們靠了自己的敏感嗅辨高貴。當然自卑而極端也會在人心中生出邪惡，那時人連善意地幫助自己的人也會嫉恨，那時善不得善報。低賤是拿自尊去換利益和實惠時的行為表現，低賤著不以為恥反以為榮，那就簡直是下賤了。
貧“賤”是存在於大地上的問題，所以在大地上就可以逐步解決。
卑賤、低賤、下賤之“賤”都是不必用引號的，因為都是真賤。真賤是存在於人心裏的問題，也是隻能靠自己去解決的問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