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們不應該讓那種包袱一代一代地壓在我們身上。
我們應該明白——禁錮手段是消極的文化理念。
在漫長的六十餘年中，文化與政治的真正關係一直沒處理好；政治一直被理所當然地供奉於文化之上，文化一直隻不過被視為政治的“附屬品”，更有時僅僅被當成足可為政治“服務”一下的工具。並且，可悲的是，為數不少的文化知識分子自己，也早已漸漸習慣了“文化在政治之下”的文化觀。
“文化”概念，從來大也。
“人文伊始，文化天下。”“化天下”之“文”，既可理解為文明，亦可理解為文化。文化的終極概念，其實便是文明。文明的核心概念，其實便是文化。
統治當然也是政治。
但再高級的統治，本質上也還是初級的或日低級的政治。封建統治漫長的國家之所以會背上曆史的包袱，乃因它在初級的或日低級的國家形態中被浸淫得太久太久，結果國民的心智被一代一代地弱化了進而愚化了。
政治是一個近代的概念。
封建統治是不配被言做政治的，高級的也不配。
從統治到政治，是一個經文化所“化”的過程。革命是文化“化”不了之時的暴烈的社會現象。說到底，革命亦是文化影響下的行動，革命理論是特殊而極端的文化。
統治一向隻利用文化。即使好的文化，久被利用，也便不可避免地滑向自己的反麵。
政治也是分好壞的。好的政治並不一味利用文化，而是能夠與好的文化相結合，變自身為文化了的政治。
文化了的政治，是自覺並善於將人類之好的文化主張，落實為社會原則的一種政治。故這一種政治的宗旨，是不需要靠一大套一大套的所謂“理論”來詮釋的。
迄今為止，世界上的政治之所以顯出仍極複雜的現狀，蓋因這些人與那些人，這些民族與那些民族，這些國家與那些國家的利益之爭。在這些問題上，文化“化”一個國家已經很難，“化”整個世界自然力不從心，最終還是要靠政治來“化”。但這並不意味著文化隻不過是空談，而唯有政治才是實際的。因為一個事實乃是，“化”利益之爭“化”得好的政治，所遵循的恰恰是文化早在人類的古代就指出過的方向。而凡“化”得不好的政治，皆是違背那一方向的。或雖然也做出遵循的樣子，但實際上卻以利益集團之利益為最重要，不願真的使社會朝那一方向進步。這種時候，政治對文化采取的往往是“葉公好龍”的態度，它會使文化盡其所能地工具化和娛樂化，卻想方設法對文化之思想力實行遮蔽、剔除的策略。但這分明是不可持續之事。因為喪失了思想元素的文化是次品質的文化；而文化有一種自覺性，那就是絕不會長久甘於在次品質的層麵存在……
古人雲：“治天下者，當用天下之心為心。”蘇軾由是進一步說：“力可以得天下，不可以得匹夫匹婦之心。”還說：“天下者非君有也，天下使君主耳。”朱熹說：“國以民為本，社稷亦為民而立。”歐陽修說：“不苟一時之譽，思為利於無窮。”杜甫說：“莫取金湯固，長令宇宙新。”《三國誌·魏書》有言：“民者，國之根也。誠宜重其食，愛其命。”以上皆“政”“治”語也，但首先是人文思想。若從政治的思想中抽去人文思想，政治就隻剩下了權謀和治術；這樣的政治是肮髒的。而從文化的思想中抽去政治的內容，它還是那麼豐富，那麼足以使人類溫暖，那麼源遠流長。
從《烏爾納姆法典》到《漢謨拉比法典》到《人權宣言》《獨立宣言》，文化思想力的火炬始終照耀著人類的發展進程。而好的政治思想，同時也豐富了文化思想。
在從前，在中國，在許多政治人士那兒，許多事都被強調為“政治仗”。政治泛化再泛化，膨化再膨化，企圖占領每一個人的每一寸生存空間包括腦空間。
政治一經泛化，必庸俗化。
庸俗化的政治無異於偽宗教。
在這種情況下，文化本應與人類具有的親近關係遂被離間。而在這樣的國裏，是既不可能有什麼先進文化，也不可能有什麼先進的國民的。從梁啟超到魯迅，都曾對於被愚化的國民表達過悲憤的憂患。
一個事實越來越分明-30年前那一次被解放的思想力成果，顯然接近耗盡。並且某些在當時看來不無可取之處的思想，由於被奉成萬應靈丹，現在卻已結出了劣果……
文化尚未成功，政治仍需努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