明朝隆慶六年（一五七二年）九月，京師北京發生了一件大冤案，這一冤案讓二男一女被錯殺。
是年五月二十六日，服媚藥過多的隆慶帝，在三十六歲盛年時就駕崩了，十歲的萬曆帝即位。老皇帝大行，新皇帝登基，這當然是帝國最大的事情。按照帝製時代的禮法，新皇帝在第二年元旦才能改元用新年號，皇帝的喪事當然耗錢耗時，直到九月，廟號穆宗的隆慶帝靈柩才埋進昌平的帝陵裏。自然，這段時期京師的警戒級別會提高。集權政治體製下，同樣的刑事案件，發生在平時和發生在特殊時期，那是完全不一樣的。
可恰好這關鍵時期，九月十一日傍晚，一件惡性刑事案發生了。英宗的貴妃、憲宗的生母周太後的兄弟周壽，封慶雲侯（今日海澱區蘇家坨鄉尚有周家墳，即是慶雲侯家族墳地），他的孫子周世臣靠祖蔭官居錦衣衛帶俸指揮——明朝時錦衣衛是拚爹大本營，功臣、外戚子弟多安插此處，文官體係他們進不去，那得靠科考。他老婆早死，沒兒女在身邊，和一個叫荷花的婢女同居在東城的一條小巷內，隻有一個叫王奎的男仆負責開門鎖門。那天天剛黑，幾個盜賊用斧頭劈開門，進來搶劫。這周世臣畢竟是武官出身，也不含糊，拿著大棍子與盜賊對打，終於寡不敵眾被殺，而荷花躲在屏風後麵將這一切看得一清二楚。殺死周世臣後，盜賊搶走了一百五十兩銀子，也許是做賊心虛，走得匆忙，既沒有仔細搜查是否有活口，臨了還遺落了幾兩銀子。
待盜賊走遠了，荷花撿起盜賊遺落的銀兩，跑到那天正好在自家休假的王奎，哭訴主人被殺的前後經過。
盜賊如此大動靜殺人，自然有鄰居報官。因皇帝新喪，內外戒嚴，指揮張國維奉兵部的命令巡視這一地段，聽聞一位皇親國戚被殺死在自己的轄區內，而盜賊早已逃之夭夭，其內心恐慌可想而知。於是，按照破案的常規思路，馬上帶兵去周世臣的仆人王奎家去了解情況。這時候，正碰上荷花在王奎家。而且巧的是，隔壁一個當屠夫的鄰居盧錦來王家討要賒給王奎的賣肉錢。那年月，草民怕官，看到外麵有全副武裝的官兵往裏麵走，就嚇得躲到床底下了。這就壞了，張國維不隻抓住了王奎、荷花，還把床底下的盧錦拖出來，一詢問，原來是個屠夫。
這下好了，重案得破了！一番刑訊逼供，三位小人物不得不承認：婢女荷花和屠夫盧錦通奸，並用財物買通了仆人王奎，一起將主人周世臣害死。周家的宗親長老得知噩耗，前來探視，恰逢辦案官吏抓捕三人不久，這幾位長老也想當然地認為是年輕美貌的婢女勾結奸夫害死主人，便要求官府主持正義，說：主子待奴婢不薄，他們竟然幹這樣傷天害理的事，該碎屍萬段！
有嫌疑人的口供，有當場起獲的贓銀，還有“不殺不足以平民憤”的群眾意見，這一凶殺案就很快結案了，將人犯移交刑部審理。每次上堂，三名嫌疑人都大喊冤枉，說是被刑訊，不得不按照辦案者的意圖招供。但刑部侍郎翁大立先入為主，聽信了辦案的張國維等人的指控，堅持認為乃奴婢殺主，是大逆。指示具體審案的司官盡快以此結案，判三名凶手極刑。但郎官、主事等中低級官員中，畢竟有不少專業人士，認為這樣做太草率。一位郎中（司長）力主此案疑點多多。張國維等人甚至連死者的屍體也沒有認證檢驗，究竟用什麼殺死的，如何殺死的，諸多細節無法吻合。而且兩位奴婢和一名熟人相勾結殺主人，何必劈開大門而入？又何必那樣激烈的打鬥？但在中國傳統的政治格局下，誰官大誰就真理在握。翁侍郎上書皇帝，大講三罪犯如何傷天害理。剛登基的萬曆帝還是小孩，當時首席內閣大學士是高拱，他也不可能認真調閱案卷，就擬旨批準了翁侍郎的上奏。有聖旨在手，自然就是“鐵案”了，三人在萬曆四年被當街正法，相信官府說法的圍觀百姓無不對這三位奸夫淫婦、負恩惡仆被殺拍手稱快。最搞笑的是，真正的凶手、那幾個盜賊也混在圍觀群眾中，私下裏嘲笑官府的愚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