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年來，被免職官員悄然複出的新聞屢見不鮮，據媒體不完全統計，近三年複出的有十二個比較著名的官員，其中從免職到複出時間間隔最短的僅兩個月，多數被免職半年至一年後複出。
二〇一〇年十月江西省宜黃縣因發生“強拆自焚案”，宜黃縣委書記邱建國、縣長蘇建國皆被免職。當時，筆者發表一篇文章《對宜黃書記縣長“冠帶閑住”的分析》，認為：“對邱、蘇兩位‘建國’大爺的處理，很顯然就是‘冠帶閑住’”，預料這隻是為應付輿論的一種緊急措施，甚至可以說是帶薪休假，等社會不再關注此事，“起複”可期。果然，二〇一一年十一月，兩名官員在被處理一年後聯袂複出：邱建國任撫州市經濟開發區管委會主任，蘇建國任撫州市公路局局長——皆是手握實權的正縣級官員。
微博出現後，曾經有人歡呼：“圍觀改變中國”。確實，這些年來不少官員在“圍觀”的壓力下被免職，可相當一部分人很快（基本上是一年左右）就複出，且多數級別不變。因此，圍觀者總有一種被戲弄的感覺。
其實，在當下的政治邏輯下，這很正常。既然“迫於輿論壓力”，掌握官員升遷罷免大權的部門免除一些“犯錯”官員的職務，那麼“壓力”不再或減弱時，複職則順理成章。因為，“免職”並非權力係統的自覺行為。
如果將觀察分析的縱深度拉得更長一些，考察我國古代王朝對官員的處理之法，基本上可知，眼下多數官員的免職是屬於“冠帶閑住”。
冠帶閑住是指某位官員的職務（古代叫差使）被免掉了，但其官員身份和相關待遇還在，他在閑住故園時還可以穿著相應級別的衣冠參加社會活動。除了官員犯罪被刑事處罰，僅就政紀處分而言，在“冠帶閑住”外，古代朝廷對官員還有兩種處分：免職或降職而不免差使以觀後效，另外一種最為嚴厲的處分是削籍為民。
第一種處分多發在救災、戰爭等緊急時期，因官員失誤造成了損失，但並非官員主動犯錯，且其作用不可替代。朝廷經常是下旨免除其官職或降職，讓其在原崗位上戴罪立功。如果該官員後來能將功補過，原來的處分一並撤銷。受過這種處分的官員實在太多，包括一些曆史上非常有作為的名臣。而“削籍為民”就相當嚴重了。中國古代是個身份社會，等級森嚴，尤其是“官”與“民”之間有一道巨大的鴻溝。所以古代士人中進士後，一般說“釋褐”，脫掉老百姓衣服穿官服了，即“通籍”。取得“官籍”是一個男人一生最重要的事，一旦削籍，就相當於現在開除公職。受此種處分後，要想複出，是相當的困難。
《紅樓夢》第三回“金陵城起複賈雨村 榮國府收養林黛玉”，說的是賈雨村中了進士後，在為官期間得罪了上司，被參了一本，朝廷降旨革職，不得已當了林黛玉的家庭教師。後來經黛玉的父親林如海引薦給賈府，在賈府的幫助下得以複官。《水滸傳》中的黃文炳，亦是一位“閑居通判”，被革職回老家待著。所以他要立一件大功，才有可能起複，於是舉報宋江潯陽江頭題寫反詩。可見賈雨村和黃文炳都是僅僅革除職務而未削奪官籍，所以隻要有機會，複出為官並不太難。
那些被免職而“冠帶閑住”的官員，其複出有何規律？一地、一事、一官，各不相同，能否複出，怎樣複出，恐怕各有各的機緣，但若仔細分析，也不能發現一些共性的東西。
首先，要考察被免職或撤職的官員犯的是什麼樣的“錯誤”。根據法律和紀律，似乎性質和嚴重程度不難判斷——但這些隻是紙麵上的，同樣是“瀆職”，同樣是“領導責任”，放在權力係統內，真實的原因千差萬別。簡言之，要看這個“錯誤”主要傷害了誰的利益。靠對百姓的“合法傷害權”而謀利，實質上是皇家給官員的一種“福利”，隻要不過分，百姓能忍耐，皇帝也睜隻眼閉隻眼。而對百姓的傷害一旦引起輿論嘩然，朝廷的處理往往視具體情形而定。古今雖不能簡單類比，但有些道理是相同的。今天的官員如果得罪整個官員層，基本上是萬劫不複了，而傷害群眾的利益，如果引起媒體關注，也就間接地影響了整個執政黨和政府的形象，因此其受處分的可能性是存在的。但所謂的執政形象，往往是塊公共牧地，尤其今天中國官員任免權已不像古代那樣集中在朝廷，而是根據級別分解給地方，那麼這種“影響執政形象”的錯誤，對一些地方政府負責人來說，其實質性傷害是很小的，所以這種錯誤而被免職的官員，其起複的內部阻力很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