明清的窮京官
清朝道光二十一年（一八四一年）十二月二十一日，三十一歲的翰林院檢討（從七品，大約相當現在國務院部委的副處級）曾國藩在給父母的一封家書中寫道：
男今年過年，除用去會館房租六十千外，又借銀五十兩，前日冀望外間或有炭資之贈，今冬乃絕無此項，聞今年家中可盡完舊債，是男在外有負累，而家無負累，此最可喜之事。
一位翰林院庶吉士出身的七品官，靠租房子棲身，還要借錢才能過年。從曾國藩這段話裏可以看出，清代官員的俸祿是很低的（明朝亦如此）。據《大清會典事例》記載：“正從七品俸銀四十五兩，米四十五斛。”一斛為十鬥米，大約接近三十斤米。光憑俸祿，在北京生活，清苦程度可想而知。
世上純粹為理想生活的人不能說沒有，但很少。絕大多數人是肉身凡胎，要滿足吃喝拉撒睡的欲望，要供養父母養育兒女，對物質一定會有最起碼的要求，後來被譽為“完人”的曾國藩也是如此。那麼，明清時期，俸祿很低的官員靠什麼支撐著度過清貧的日子？為什麼還有那麼多人對做官趨之若鶩，做著“朝為田舍郎，暮登天子堂”的夢呢？
顯然，如果僅僅靠這種不合常理的低工資，不會有那麼多精英擠破腦袋進入官場。考諸明清兩代，朝廷明文規定的俸祿，對多數官員來說，不是主要的吸引力。對無數士子來說，做官的吸引力在哪兒呢？
根據馬斯洛需求層次理論分析，人投身一項職業，首先追求兩個低層次需求得到滿足：即生理上的需求（飲食男女）和安全上的需求。對清朝的官員來說，如果到外地當七品的知縣和八品的縣丞，一家的衣食住行不成問題，尤其是被稱為“百裏侯”的知縣，有各種灰色收入。清雍正年間火耗歸公，施行養廉銀製度，一個知縣的養廉銀根據其所在地方的貧富程度，大約在四百兩到兩千二百兩之間，這當然是一筆巨款。即使如此，縣太爺仍然還可以通過收禮等方式斂財。
小京官沒有養廉銀，也沒有下屬孝敬——做到郎中、員外郎（司長、副司長）掌握了相當的權力，當然就不是窮京官了，他們便有了收錢的路子。比如曾國藩在家書中所言的“炭資”，即京外有實權的官員進京給京官所送的“炭敬”“冰敬”（以“取暖費”和“防暑降溫費”的名義送禮）。當然一個小京官所處的位置不一樣，收到的紅包豐厚程度差別甚大。曾國藩這一年毫無“炭資之贈”，大概和他供職於翰林院這個清水衙門有關，如果他當時在吏部、戶部或兵部做個小官，情形就大不一樣了。除外官孝敬外，還有本省籍“土豪”捐官的“印結費”。有錢人進京捐個官，需要同省籍的京官具結作保——保證此人政治可靠，得花一大筆錢讓大夥蓋章後再分配，這實質上是一種“投名狀”或同省籍官員圈子“入場券”。如果京官是廣東、江蘇、福建、浙江這些富省籍，本省人捐官者多，那麼分潤的機會也多；而曾國藩很不幸是湘籍，這個省經濟不發達，在道光年間捐官的人少。
官員為什麼能忍受“窮”？
不管怎麼樣，小京官雖窮，日子還是能過下去的。即便是借錢過日子，也有商人願意借給他們，為啥？圖日後的回報。所以小京官哭窮，多半是哭給朝廷和有實權的京官看的。事實上沒幾個通過正途（進士、舉人出身）出身的京官主動辭職回家種田的。
小京官能忍受一時的清貧，還有一個更重要的原因，乃是他們在購買一種“期權”，即自己這隻“股票”價格上漲的空間很大。尤其是翰林院出身的人，他們一外放，則是同知（正五品，知府的副職）這樣的官職；在朝廷部、院升遷，也很容易做到司官和堂官。以曾國藩為例，道光二十一年還要借錢過年，道光二十三年升任從五品的翰林院侍講，當年任四川鄉試正主考官——這是個肥差，不但風光，能收一批門生，地方政府還有幾千兩銀子的“程儀”贈送。道光二十五年即升任從四品的翰林院侍講學士（與知府平級）。
官員實現了生理需求和安全需求後，也會追求情感的歸屬、被人尊重和自我實現。儒家教育也相當重視這三個層次，所謂“為天地立心，為生民立命，為萬世開太平”，便是自我實現的最高層次。應當說，以中國傳統的價值觀衡量，曾國藩最後實現了馬斯洛所說的高層次的需求，為當世也為後世敬仰。但若前兩個基本的需求不能實現，曾國藩怎麼可能實現更高層次的追求？
清帝國的官員盡管俸祿不高，但畢竟朝廷為之按時支出工資。除官員外，整個帝國從中央各機構到地方州、縣衙門，還有數量龐大的胥吏。清朝官和吏殊途，吏幾乎不可能成為有編製的官員，更別說往上升官的空間了。這些胥吏不入流品，也沒有秩祿，也就是今天所說的“臨時工”。朝廷六部的日常運轉和地方政府的征稅及治安，離開這些“臨時工”，幾乎會停擺。晚清做過首任駐外公使的郭嵩燾曾言：“漢唐以來，雖號為君主，然權力實不足，不能不有所分寄。故西漢與宰相外戚共天下，東漢與太監名士共天下，唐與後妃藩鎮共天下，北宋與奸臣共天下，南宋與外國共天下，元與奸臣番僧共天下，明與宰相太監共天下，本朝則與胥吏共天下耳。”朝廷不給他們名分（胥吏的政治地位很低），也不給工資，他們圖什麼？還不是圖替官府辦事，借用官府給的“合法傷害權”來敲詐百姓以自肥？皇帝雇官員替他治理天下，官員則雇胥吏和師爺替自己幹活。一個衙門雇多少胥吏，給他們的待遇如何，沒一定之規，完全靠衙門和胥吏的“自籌”能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