明清的窮京官
清朝道光二十一年(一八四一年)十二月二十一日,三十一歲的翰林院檢討(從七品,大約相當現在國務院部委的副處級)曾國藩在給父母的一封家書中寫道:
男今年過年,除用去會館房租六十千外,又借銀五十兩,前日冀望外間或有炭資之贈,今冬乃絕無此項,聞今年家中可盡完舊債,是男在外有負累,而家無負累,此最可喜之事。
一位翰林院庶吉士出身的七品官,靠租房子棲身,還要借錢才能過年。從曾國藩這段話裏可以看出,清代官員的俸祿是很低的(明朝亦如此)。據《大清會典事例》記載:“正從七品俸銀四十五兩,米四十五斛。”一斛為十鬥米,大約接近三十斤米。光憑俸祿,在北京生活,清苦程度可想而知。
世上純粹為理想生活的人不能說沒有,但很少。絕大多數人是肉身凡胎,要滿足吃喝拉撒睡的欲望,要供養父母養育兒女,對物質一定會有最起碼的要求,後來被譽為“完人”的曾國藩也是如此。那麼,明清時期,俸祿很低的官員靠什麼支撐著度過清貧的日子?為什麼還有那麼多人對做官趨之若鶩,做著“朝為田舍郎,暮登天子堂”的夢呢?
顯然,如果僅僅靠這種不合常理的低工資,不會有那麼多精英擠破腦袋進入官場。考諸明清兩代,朝廷明文規定的俸祿,對多數官員來說,不是主要的吸引力。對無數士子來說,做官的吸引力在哪兒呢?
根據馬斯洛需求層次理論分析,人投身一項職業,首先追求兩個低層次需求得到滿足:即生理上的需求(飲食男女)和安全上的需求。對清朝的官員來說,如果到外地當七品的知縣和八品的縣丞,一家的衣食住行不成問題,尤其是被稱為“百裏侯”的知縣,有各種灰色收入。清雍正年間火耗歸公,施行養廉銀製度,一個知縣的養廉銀根據其所在地方的貧富程度,大約在四百兩到兩千二百兩之間,這當然是一筆巨款。即使如此,縣太爺仍然還可以通過收禮等方式斂財。
小京官沒有養廉銀,也沒有下屬孝敬——做到郎中、員外郎(司長、副司長)掌握了相當的權力,當然就不是窮京官了,他們便有了收錢的路子。比如曾國藩在家書中所言的“炭資”,即京外有實權的官員進京給京官所送的“炭敬”“冰敬”(以“取暖費”和“防暑降溫費”的名義送禮)。當然一個小京官所處的位置不一樣,收到的紅包豐厚程度差別甚大。曾國藩這一年毫無“炭資之贈”,大概和他供職於翰林院這個清水衙門有關,如果他當時在吏部、戶部或兵部做個小官,情形就大不一樣了。除外官孝敬外,還有本省籍“土豪”捐官的“印結費”。有錢人進京捐個官,需要同省籍的京官具結作保——保證此人政治可靠,得花一大筆錢讓大夥蓋章後再分配,這實質上是一種“投名狀”或同省籍官員圈子“入場券”。如果京官是廣東、江蘇、福建、浙江這些富省籍,本省人捐官者多,那麼分潤的機會也多;而曾國藩很不幸是湘籍,這個省經濟不發達,在道光年間捐官的人少。
官員為什麼能忍受“窮”?
不管怎麼樣,小京官雖窮,日子還是能過下去的。即便是借錢過日子,也有商人願意借給他們,為啥?圖日後的回報。所以小京官哭窮,多半是哭給朝廷和有實權的京官看的。事實上沒幾個通過正途(進士、舉人出身)出身的京官主動辭職回家種田的。
小京官能忍受一時的清貧,還有一個更重要的原因,乃是他們在購買一種“期權”,即自己這隻“股票”價格上漲的空間很大。尤其是翰林院出身的人,他們一外放,則是同知(正五品,知府的副職)這樣的官職;在朝廷部、院升遷,也很容易做到司官和堂官。以曾國藩為例,道光二十一年還要借錢過年,道光二十三年升任從五品的翰林院侍講,當年任四川鄉試正主考官——這是個肥差,不但風光,能收一批門生,地方政府還有幾千兩銀子的“程儀”贈送。道光二十五年即升任從四品的翰林院侍講學士(與知府平級)。
官員實現了生理需求和安全需求後,也會追求情感的歸屬、被人尊重和自我實現。儒家教育也相當重視這三個層次,所謂“為天地立心,為生民立命,為萬世開太平”,便是自我實現的最高層次。應當說,以中國傳統的價值觀衡量,曾國藩最後實現了馬斯洛所說的高層次的需求,為當世也為後世敬仰。但若前兩個基本的需求不能實現,曾國藩怎麼可能實現更高層次的追求?
清帝國的官員盡管俸祿不高,但畢竟朝廷為之按時支出工資。除官員外,整個帝國從中央各機構到地方州、縣衙門,還有數量龐大的胥吏。清朝官和吏殊途,吏幾乎不可能成為有編製的官員,更別說往上升官的空間了。這些胥吏不入流品,也沒有秩祿,也就是今天所說的“臨時工”。朝廷六部的日常運轉和地方政府的征稅及治安,離開這些“臨時工”,幾乎會停擺。晚清做過首任駐外公使的郭嵩燾曾言:“漢唐以來,雖號為君主,然權力實不足,不能不有所分寄。故西漢與宰相外戚共天下,東漢與太監名士共天下,唐與後妃藩鎮共天下,北宋與奸臣共天下,南宋與外國共天下,元與奸臣番僧共天下,明與宰相太監共天下,本朝則與胥吏共天下耳。”朝廷不給他們名分(胥吏的政治地位很低),也不給工資,他們圖什麼?還不是圖替官府辦事,借用官府給的“合法傷害權”來敲詐百姓以自肥?皇帝雇官員替他治理天下,官員則雇胥吏和師爺替自己幹活。一個衙門雇多少胥吏,給他們的待遇如何,沒一定之規,完全靠衙門和胥吏的“自籌”能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