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國青年報》等媒體曾專文總結這些年縣委書記腐敗現象。原擔任過安徽阜陽市委書記的王懷忠在副省長的任上折戟沉沙，二〇〇四年二月被執行死刑。他治下的各縣縣委書記接連因貪腐落馬。這一現象在市委書記這級官員身上同樣適用。廣東茂名市原市委書記羅蔭國係列腐敗案中，共涉及省管幹部二十四人、縣處級幹部二百一十八人。原成都市委書記李春城腐敗案中也涉及到該地多名官員。《第一財經日報》報道，為了成都一重大投資項目，在該項目接連出現不利突發事件後，李春城花公款請道士做法驅邪。
本來，縣委書記和市委書記隻有級別之差，他們權力運行方式是相同的，因此“縣委書記現象”也罷，“市委書記現象”也罷，本質上是一回事，都源於他們在自己的轄區內幾乎掌握了無限大的權力。
古代有一句民諺，“破家的縣令，滅門的府尹”，說明縣令、知府這些“百裏侯”權力之大，對草民具有極大的傷害能力，但和今日縣委書記、市委書記相比，知縣和知府隻是小巫見大巫，他們掌握的資源、運用權力的自由度遠不如今日的書記。
名實不符帶來的混亂
安徽前幾年和最近發生的兩件有意思的趣事，頗具象征意義。
幾年前，曹操的老家亳州市（縣級市）的書記舉行閱兵式，將全縣穿製服的公務人員集中在一起，供他檢閱。對此錯誤，法無明文懲治，最後他因貪瀆被判刑。二〇〇六年六月，安徽壽縣縣委書記離任，當地官民在古城牆前打出橫幅：“歡送英明領導李某某離開壽縣。”很顯然，亳州市委書記想體驗的不過隻是一場“回避”“肅靜”開道的為官威風，壽縣的官吏也無非在恢複送“萬民傘”的傳統。但他們的作為卻為什麼那樣紮眼呢？直給人“僭越”“逾製”的感覺？除了我們對這類人的政治智慧表示懷疑外，我以為最重要的原因，是今天我們這些執掌一方的縣委書記、市委書記，他們的名實發生混亂，因此他們的行為很難有一種剛性的標準來界定，一切隻可意會不可言傳。
比如，古代中國尤其是明清，以禮法治國，什麼樣的官員有什麼樣的規格，有明文規定。祭天、閱兵是天子的專利，父母官離任時老百姓送萬民傘，絕對不能用頌聖的語言。如果犯了規矩，那是大罪，所以所有的人都能遵循。
而今我們所處的國家政治上的定義是“人民當家作主”，官員不論級別高低都是“人民的公仆”，但實質上各級官員都掌握著超過前輩的權力。如此以公仆之名掩飾父母官之實，必然會帶來名實的混亂。縣委書記閱兵，本來是一種帝製時代地方官顯示威風的心理作祟，但可以解釋為檢查一下本縣執法隊伍的精神風貌，以便更好地為人民服務。“歡送英明領導”本來就是“萬民傘”的變種，照樣可以解釋為官民之間的魚水深情。
通俗地說，古代的知府、知縣所穿的官服，所乘的轎子，都有正式法規進行規定，誰也不敢越雷池一步。但這對今天的執政黨來說，必須作為“封建落後”的製度和文化加以批判和摒棄，而實際在操作層麵上，這類規矩又改頭換麵頑強地生存下來，比如官員的安保規格、用車標準、副部以上的官員才能配備秘書等規定。對種種“僭越”“逾製”的行為不能堂而皇之援引法規進行懲處，因此地方官員各方麵“超規格”屢見不鮮，而鄉鎮政府也敢照著天安門城樓蓋辦公樓，縣、市也能蓋一個帶華表和仿照金水橋的大廣場。
這些衝突，根本原因是執政者的言行矛盾、表裏不一、名實不符。所有的官員，如何把握這些官場藝術而不自取其禍，完全靠政治智慧和為官經驗，而沒有類似《大誥》的東西可以參照。相反，黨章規定每個黨員的權利都是平等的。從這個“逾製”的現象就可以一斑窺豹，如今的政治運行場上，潛規則的力量比任何一個朝代還要大，顯規則和潛規則之間的鴻溝也遠甚前代。
官員選拔之對比
漢代小吏的升遷路徑是很寬的，他們可以做到兩千石大員。自隋唐有了科舉製以後，對縣級以上的官員，資格上有了嚴格的規定。這樣有利有弊，弊端是仕進途徑太過於嚴格，一些有本事的基層小吏，由於科場失意，隻能沉淪於底層，心生怨憤或者完全靠蒙蔽官員、敲詐百姓為生存之道。但科舉製延續千年，對政權穩定利大於弊，這種嚴格的資格考試至少杜絕了地方政治權力掌握世家手中，避免官員和富商子弟靠關係和金錢，隨意進入官場。以明清為例，出任知縣的大多是新科進士，知府以及更大的官員，大多從知縣級別的官升遷上去的。很少一部分聲望很高而幸運的生員和舉人，可以通過“拔貢”“大挑”的方式進入仕途，擔任縣令這樣的低級官員，但程序異常嚴格。因此，除了現代製度下的選舉，科舉應當是程序相當公正的官員選拔形式——而民選為主的現代製度下，也是選票和考試相結合，地方主要首長是選舉，大多事務官是通過考試的“科舉”產生。科舉之路是很艱難的，舉人以上（包括舉人）的功名一律通過考試，很難恩蔭。它的好處是通過考試手段打破個人、家族對權力壟斷，除了皇帝以外，其他的職位都是開放的。“父子五進士、祖孫三尚書”之類的家族畢竟是異數。海外史學家何炳棣通過研究得出結論，明清社會階層構造具備相當的流動性，明代進士中出身三代平民之家者占總數一半，明清五百五十年間，三品以上能享有“蔭”的特權家族的子弟所占進士尚不足總數百分之六。因此，我們看到，《紅樓夢》中因軍功起家的賈家，高層權力鬥爭固然加速其敗落，但幾代子孫少有人通過科舉仕進，那麼這樣在政治地位上吃老本的大家族也必將慢性衰亡。
反觀今天，縣委書記、市委書記這類在政治結構中非常重要的職位，其標準說起來要求非常之高，政治素質、業務水平、個人品德都得出眾，但這些標準是虛的，可操作性不強，唯一的剛性標準：他必須是執政黨的一名黨員。因為根據憲法，我們的國家是工人階級領導的、以工農聯盟為基礎的人民民主專政的國家，而執政黨是無產階級政黨，是工人階級的先鋒隊。所以擔任地方黨委要職的人，理論上講不需要什麼資格，誰都可以當。一旦沒有嚴格的準入資格限製，誰能擔任那個職務，名堂就更多了。如果不憑嚴格的考試取得資格，而選舉又不夠公正公平，則通過非正常方式取得官職的“備選人員”則必然基數大、門檻低，那麼出身世家、父母當過大官的子弟，或者手中有錢的人，取得市委書記、縣委書記這類職位的可能性，比明清時代的官宦子弟、富商子弟容易多了。過去的捐官，多是候補資格，而且被正途出身的看不起。如今沒有“正途”、“別途”之分，大家都是上麵提拔的。近些年來，對官員的學曆，組織部門有所要求，但今日取得大學文憑的難度和古代科舉是不能相比的，尤其各種黨校的文憑也管用，即使此條途徑被堵死，在官學一家的今日，官員在職取得博士學位也不是難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