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們推進改革的根本目的，是要讓國家變得更加富強，讓社會變得更加公平正義，讓人民生活得更加美好。”
這是習近平主席在二〇一四年新年賀詞中的一段講話，從中可以看出，在國家、社會和國民層麵的這三大改革目標之間有著內在的邏輯關係。其中社會的“公平正義”是實現國家更加富強、人民生活更加美好的關聯點。
社會的公平正義體現在諸多方麵，如法律、司法、經濟分配、公共服務等等。其中一個重要的方麵是：給民眾特別是底層民眾提供更開放、暢通和公平的上升渠道，形成一種避免社會板結化和社會成員上行遇阻的製度和文化。
社會板結化趨勢令人憂慮
近些年來，中國經濟發展取得了舉世矚目的成就，社會的各項事業也有長足發展，但不可否認的一個事實是：中國的社會製度改革的步伐滯後於經濟發展。其中一個表現就是：普通人特別是貧困家庭子弟人生發展的空間越來越逼仄，上行的阻力越來越大，而政治、經濟、文化等諸多領域內，既得利益集團變得越來越堅固，掌握社會各類資源的精英階層實現了“內循環”和“近親繁殖”。社會上許多出身貧困家庭的子弟越來越感覺到在人生的道路上，處處需要“拚爹”；社會有識之士在驚呼：寒門再難出貴子。
社會板結化，首先體現在不同階層家庭的子弟所享有的教育機會不均等。這些年中國的教育基本上呈現兩大看似矛盾但有著內生性關聯的現象。其一是正向的：全國基本上普及了九年製義務教育和掃除青少年文盲，普通人家庭包括貧困家庭的子女，接受基本的義務教育的機會超過曆史上任何一個時期，這是可以載入史冊的成就；同時，高等學校的毛入學率大幅提高，各階層包括普通工人、農民家庭的子女，接受高等教育的機會高於曆史上任何一個時期。其二則是負向的：從學前教育開始，小學、中學和大學，在東部與西部、城市和農村、重點校和普通校之間，教育資源的分配越來越呈現不均衡趨勢。從兒童開始接受學校教育的“起跑線”上，不同階層的子女所享受的教育資源不是越來越均等而是相反，高等學校特別是進入“211”“985”的名校，來自農村特別是貧困家庭的學生比例，較恢複高考後十來年呈下降趨勢，社會不同階層的鴻溝已經開始在高校學生中出現。因此。“教育平權”成為這些年最受關注的社會問題之一。
社會板結化另一重要的表現是在就業上。即使是農民、工人家庭的子女通過千辛萬苦進入高校並成績優異，他們在就業上卻處於十分弱勢的境地。二〇一三年十二月二十七日，《中國青年報》刊發報道《大學畢業生就業，農家子弟最困難》。該報道援引了中國社會科學院和社會科學文獻出版社共同發布的《社會藍皮書：二〇一四年中國社會形勢分析與預測》中的調查數據。發布者的調查表明：家庭的城鄉背景對畢業生進入體製內有影響。城市家庭出身的畢業生進入體製內的比例（百分之四十七點八）遠高於農村家庭出身的畢業生（百分之三十一點一）。調查數據還顯示，來自農村家庭的普通本科畢業生就業最為困難，其失業率高達百分之三十五點五，遠遠高於其他群體。就月薪而言，農村家庭出身的畢業生（兩千八百五十一元）每月要比城市家庭出身畢業生（三千五百零五元）少掙六百五十四元。
社會各階層在競爭中麵臨的機會不均等、製度欠公平的問題，已經影響經濟持續穩定的發展和整個社會的和諧穩定。——這應該是一種社會共識。
那麼，中國社會板結化到底到了何等地步？縱向比，在中國曆史長河裏，是什麼樣的程度？橫向和美、英、日發達國家相比，又是一種什麼樣差距？改革的方向在哪裏？
我們不妨先簡單地梳理一下中國曆史上階層流動的情況，再探討社會板結化程度對政權穩定和社會安全的影響。
社會板結化到一定程度必然引發社會動蕩
中國社會有文字記載的第一次重大製度變革發生在商周之際。周武王伐紂，周朝代替殷商成為天下共主。武王姬發和輔佐其子成王執政的周公姬旦相繼建立了一係列迥異於殷商的政治製度。
王國維先生在《殷周製度論》中論述道：“周人製度之大異於商者，一曰‘立子立嫡’之製，由是而生宗法及喪服之製，並由是而有封建子弟之製，君天子臣諸侯之製；二曰廟數之製；三曰同姓不婚之製。此數者，皆周之所以綱紀天下。其旨則在納上下於道德，而合天子、諸侯、卿、大夫、士、庶民以成一道德之團體。”
“封建子弟之製”適應當時經濟不發達、生產力低下、信息人員商品流通緩慢的社會狀況，它是一種使宗族和區域能相對自治並發揮自我潛能的製度，但其導致的後果是“士之子恒為士，農之子恒為農，工之子恒為工，商之子恒為商。”
這種職業父子相承的社會製度並非一開始就是落後的、妨礙生產發展和社會進步的，甚至在相當的時期內它發揮了正效益。
協助齊桓公稱霸天下的相國管仲曾經論述了“世業相承”的合理性：
令夫士，群萃而州處，閑燕則父與父言義，子與子言孝，其事君者言敬，其幼者言弟。少而習焉，其心安焉，不見異物而遷焉。是故其父兄之教不肅而成，其子弟之學不勞而能。夫是，故士之子恒為士……令夫農，群萃而州處，察其四時，權節其用，耒、耜、枷、芟，及寒，擊菒除田，以待時耕；及耕，深耕而疾耰之，以待時雨；時雨既至，挾其槍、刈、耨、鎛，以旦暮從事於田野。脫衣就功，首戴茅蒲，身衣襏襫，霑體塗足，暴其發膚，盡其四支之敏，以從事於田野。少而習焉，其心安焉，不見異物而遷焉。是故其父兄之教不肅而成，其子弟之學不勞而能。夫是，故農之子恒為農。
管仲的理由其實很簡單，一個人處在某種家庭中，因耳濡目染，對父輩的職業比對其他的職業更熟悉。讀書人的孩子，“其父兄之教不肅而成”，每天接觸的就是文章、禮法，成為一個“士”遠比其他階層的子弟容易；同理，農民的孩子從小跟著父親種田，熟知“耒、耜、芟”等工具，“少而習焉，其心安焉，不見異物而遷焉”。
但是，社會的職業分工父子相承，能夠“少而習焉，其心安焉，不見異物而遷焉”，是生產力低下、信息流通不暢、交通很不發達、底層社會幾乎沒有公共教育服務所造成的。在周朝早期，隻有貴族才能接受禮法教育，能識字為文，其他階層的子弟，哪怕天資再高，也很難跨階層接受教育。也就是說，農家子弟幾乎沒有機會接受“士”的教育，每天隻能跟著父親去種莊稼，當然是“不見異物而遷”。
但是管仲所處的春秋時期，隨著井田製的廢弛，生產力的提高，荒地得到開墾，社會人員流動加快，各階層人員相互交往，特別是教育開始向平民子弟開放，出現了孔子這樣開設“私學”、“有教無類”的大教育家。“士之子恒為士，農之子恒為農”的職業分工受到了挑戰。用大白話說，窮人的孩子有了見識，已經不甘於自己所處的社會地位。
從春秋到戰國時期，這一趨勢逐步加劇，各國競爭的一項重要的內容是人才競爭，平民子弟開始走上了曆史的舞台，問鼎長期被貴族子弟把持的職位。管理人才的選拔由“選貴”變成“選賢”。管仲本人能登上相位便是“選賢”的結果。他不屬於齊國國君薑氏一族，亦不屬於齊國傳統的政治豪門國、高兩姓。他雖然是周穆王後代，姬姓，但家族早就破落，父親早亡，為奉養老母，早年不得已和鮑叔牙合夥做生意。他這位王族之後已經不是“士之子恒為士”了。在這樣的曆史大背景下，張儀、蘇秦這類“職業經理人”也才有了周遊列國、待價而沽的機會。
曆史證明，列國相爭，誰能不拘一格選拔人才，誰能打破舊貴族的壟斷地位，誰就能在競爭中勝出。秦國在這方麵做得最徹底，幾代國君改革的總體趨勢就是打破舊貴族對權力的壟斷，建立了不論出身隻論業績的激勵機製，重用來自他國的商鞅、李斯等人。商鞅變法的重要內容便是以軍功授爵位。
王夫之在《讀通鑒論》中論“秦始皇變封建為郡縣”：“古者諸侯世國，而後大夫緣之以世官，勢所必濫也。士之子恒為士，農之子恒為農，而天之生才也無擇，而士有頑而農有秀。秀終不能屈於頑，而相乘以興，又勢所必激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