清初大儒王夫之在《讀通鑒論》的開篇論秦始皇功過。他認為秦始皇滅六國一統天下後設置郡縣，是“以私天下之心而罷侯置守，而天假其私以行其大公。”
那麼何謂“大公”？船山先生解釋說：“則分之為郡，分之為縣，俾才可長民者皆居民上以盡其才，而治民之紀，亦何謂而非天下之公乎？”“古者諸侯世國，而後大夫緣之以世官，勢所必濫也。士之子恒為士，農之子恒為農，而天之生才也無擇，則士有頑而農有秀；秀才不能終屈於頑，而相乘以興，又勢所必激也。”
也就是說，在秦朝建立以前，中國社會的官員產生的主要模式是“生出來”：天子、諸侯、卿、大夫，幾乎都是世襲，這一模式不獨在中國，在世界許多民族也存在過。這種憑血緣而世襲官職的模式，其結果必然造成社會流動停滯，社會各階層矛盾對立，如船山先生所說的那樣“勢所必激也”，社會陷於動蕩。那麼，不論出身，選拔有才能的人擔任官職，當然是巨大的進步。秦國之所以能以偏僻之國而一掃六合，其中重要原因是它率先摒棄了“生出來”的任官模式，廣聚天下人才為之所用，其中最重要的一項措施是依據戰功授官爵。這就是“打出來”——官員產生的另一種重要模式。
官員靠“打出來”，是社會的變態而非常態時期的模式，如貧寒子弟對“生出來”的方式不滿意，就隻能靠造反來改變現狀。造反成功，一批官員就“打出來”了。但這種方式代價太大，所謂“一將功成萬骨枯”。新王朝的帝王將相往往是“打出來”的，但新政權建立後，幾乎所有統治者都希望告別“打出來”的模式，斷絕被人造反的途徑。始皇帝破官員“生出來”的模式，但來不及建立一種更為和平、穩定的模式，天下又是大亂。在參加反抗秦政的洪流中，其中一個重要的群體，就是失去特權的“官二代”，即六國的舊貴族後裔，如項羽叔侄和張良。但曆史的潮流浩浩湯湯，再偉大的英雄也難以讓曆史倒退，即使偶爾開一段倒車，也必不長久。最終還是無賴劉邦得了天下。盡管漢代初期有過郡國雜處，但單純靠祖輩的庇蔭而一代代坐享其成、世襲官職的模式，隻能成為支流、餘緒、舊夢了。
王夫之說：封建毀而選舉行（此“選舉”非現代語境下的“選舉”，而是指選拔薦舉），守令席諸侯之權，刺史牧督司方伯之任，雖有元德顯功，而無所庇其不令之子孫。這當然是十分理想的狀態，多數時候，一個人或一個階層掌握權力，總希望謀求利益的最大化，最大限度地讓權力能傳之子孫。所以，漢以後的“薦舉”很快就變味了，這種“推薦”的模式，理論上說是最科學的，能選出德才兼備、忠孝兩全的人，但若沒有現代的民主政治製度，薦舉權由豪門世宦把持是很自然的事情。“舉秀才，不知書；舉孝廉，父別居。”“上品無寒士，下品無士族。”東漢末年的各州刺史世襲，相當於獨立王國，兩晉由豪門大族把持政權，實質上是在帝製時代，“生出來”的模式頑固地生存。因為社會無法安定下來，統治者也沒有辦法長期維持這種格局：讓無出路的寒門才俊為其效力，而讓無德無能的“官二代”“官三代”把持高位作威作福，所以這種模式如果再成為主流，中華文明很可能會毀滅，民族陷入萬劫不複之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