清初大儒王夫之在《讀通鑒論》的開篇論秦始皇功過。他認為秦始皇滅六國一統天下後設置郡縣,是“以私天下之心而罷侯置守,而天假其私以行其大公。”
那麼何謂“大公”?船山先生解釋說:“則分之為郡,分之為縣,俾才可長民者皆居民上以盡其才,而治民之紀,亦何謂而非天下之公乎?”“古者諸侯世國,而後大夫緣之以世官,勢所必濫也。士之子恒為士,農之子恒為農,而天之生才也無擇,則士有頑而農有秀;秀才不能終屈於頑,而相乘以興,又勢所必激也。”
也就是說,在秦朝建立以前,中國社會的官員產生的主要模式是“生出來”:天子、諸侯、卿、大夫,幾乎都是世襲,這一模式不獨在中國,在世界許多民族也存在過。這種憑血緣而世襲官職的模式,其結果必然造成社會流動停滯,社會各階層矛盾對立,如船山先生所說的那樣“勢所必激也”,社會陷於動蕩。那麼,不論出身,選拔有才能的人擔任官職,當然是巨大的進步。秦國之所以能以偏僻之國而一掃六合,其中重要原因是它率先摒棄了“生出來”的任官模式,廣聚天下人才為之所用,其中最重要的一項措施是依據戰功授官爵。這就是“打出來”——官員產生的另一種重要模式。
官員靠“打出來”,是社會的變態而非常態時期的模式,如貧寒子弟對“生出來”的方式不滿意,就隻能靠造反來改變現狀。造反成功,一批官員就“打出來”了。但這種方式代價太大,所謂“一將功成萬骨枯”。新王朝的帝王將相往往是“打出來”的,但新政權建立後,幾乎所有統治者都希望告別“打出來”的模式,斷絕被人造反的途徑。始皇帝破官員“生出來”的模式,但來不及建立一種更為和平、穩定的模式,天下又是大亂。在參加反抗秦政的洪流中,其中一個重要的群體,就是失去特權的“官二代”,即六國的舊貴族後裔,如項羽叔侄和張良。但曆史的潮流浩浩湯湯,再偉大的英雄也難以讓曆史倒退,即使偶爾開一段倒車,也必不長久。最終還是無賴劉邦得了天下。盡管漢代初期有過郡國雜處,但單純靠祖輩的庇蔭而一代代坐享其成、世襲官職的模式,隻能成為支流、餘緒、舊夢了。
王夫之說:封建毀而選舉行(此“選舉”非現代語境下的“選舉”,而是指選拔薦舉),守令席諸侯之權,刺史牧督司方伯之任,雖有元德顯功,而無所庇其不令之子孫。這當然是十分理想的狀態,多數時候,一個人或一個階層掌握權力,總希望謀求利益的最大化,最大限度地讓權力能傳之子孫。所以,漢以後的“薦舉”很快就變味了,這種“推薦”的模式,理論上說是最科學的,能選出德才兼備、忠孝兩全的人,但若沒有現代的民主政治製度,薦舉權由豪門世宦把持是很自然的事情。“舉秀才,不知書;舉孝廉,父別居。”“上品無寒士,下品無士族。”東漢末年的各州刺史世襲,相當於獨立王國,兩晉由豪門大族把持政權,實質上是在帝製時代,“生出來”的模式頑固地生存。因為社會無法安定下來,統治者也沒有辦法長期維持這種格局:讓無出路的寒門才俊為其效力,而讓無德無能的“官二代”“官三代”把持高位作威作福,所以這種模式如果再成為主流,中華文明很可能會毀滅,民族陷入萬劫不複之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