紫泉宮殿鎖煙霞，欲取蕪城作帝家。
玉璽不緣歸日角，錦帆應是到天涯。
於今腐草無螢火，終古垂楊有暮鴉。
地下若逢陳後主，豈宜重問後庭花。
這首唐代詩人李商隱所寫的《隋宮》，後世流傳甚廣。從藝術角度來評價，這不是義山最好的詩之一，它的價值更在於一種道德警示，即用隋煬帝這個“反麵典型”來闡發詩人在另一首七律《詠史》所言的大道理：“曆覽前賢國與家，成由勤儉敗由奢。”
隋朝兩世而亡，敗在隋煬帝楊廣的手裏，這是史實；而楊廣執政時，生活奢靡，亦是史實。但隋之亡，統治者——主要是皇帝和高官，其生活奢靡是決定性的或者說是最重要的原因？我覺得值得商榷。曆史的邏輯，並非道德邏輯那麼簡單。
統治者應當勤政儉樸，這是古今中外主流價值觀所提倡的，沒有哪個民族哪種思想公開宣稱“奢靡有理”“浪費無害”。勤儉治國或治家更是主導中國主流意識形態近兩千年的儒家的核心價值觀。曆代聖賢譜係中地位崇高、也可說是第一位非神話的聖人周公，在輔佐年少的周成王數載後，將政權交給成王時，發布了一篇被中國傳統的政治學推為執政寶典的訓示，即載入《尚書》的《無逸》。此文通篇就是告誡執政者不要貪圖安逸，不要生活奢靡：
“嗚呼！繼自今嗣王，則其無淫於觀、於逸、於遊、於田，以萬民惟正之供。無皇曰：‘今日耽樂。’乃非民攸訓，非天攸若，時人丕則有愆。無若殷王受之迷亂，酗於酒德哉！”
拜此文及《尚書》中其他文章所賜，商紂王成為了奢靡亡國最早也最有名的典型。
盡管類似《無逸》這類道德說教的文章在中國典籍中不勝枚舉，盡管多數開國君王如隋文帝楊堅比較勤儉並希望垂範於後世子孫，但於富貴中長大的繼承人總是不可避免地走向奢靡，在中國古代的政治製度下，這幾乎是無解的曆史宿命。
多數人認可的“不平等”
好逸惡勞，貪圖享受，這是人性的弱點，一個人要主動克服這類弱點需要強大的道德自製能力，殊為不易。帝王將相也是俗胎肉身，除了少數篳路藍縷、曆經艱難而打下江山的開國皇帝深知守業不易以及一些能遵循儒家道德的高官做到自我克製外，多數帝王和高官，很難抵抗住權力所帶來的種種誘惑，其中最難克服的便是肉身的享樂。而且權力越大，權力帶來的財富越多，則掌握權力的人，其生活越可能墮入無節製的奢靡狀態。
可以說在中國曆史上，奢靡往往是權力的派生物，它是政治腐化的一種結果，而非導致政治腐化乃至亡國的根本原因。
對於掌握權力的人在生活享受上優於常人，這是多數人認可的一種“不平等”，即便在現代社會，公眾對民選的政府領導人耗費巨大的安保、公務費用，以及英、日那樣君主立憲國家每年花大筆錢養一個王室，認為是一種必須付出的成本——隻要這錢花得程序合法、過程透明。而在中國古代，士民更認為當皇帝和當大官的生活水準優於一般老百姓理所當然，老百姓能承受統治層適當的“奢靡”。漢高祖劉邦征韓信回京，責怪蕭何督建的未央宮太富麗堂皇，蕭何解釋“天子以四海為家，非壯麗無以示威”，打消了高祖的顧慮。宋代宋庠、宋祁兄弟早歲艱苦，後經科舉發達。兄長宋庠責怪弟弟宋祁生活太奢靡，問他是否記起當年一起在州學吃粗飯苦讀的往事。宋祁的回答是，正因為記起早年受苦的事，所以現在才要好好享受。
“適度奢靡”既然是可以承受的，那麼為什麼要把幾乎所有政治上的壞毛病歸結為統治者的“過度奢靡”？
喪國不能全賴“奢靡”
以兩晉和南北朝為例。這是一段中國的“文化苦悶期”。曹操父子和司馬氏，皆以“詐術”得國，為了克服篡位的意識形態障礙，他們在上層社會有意識地提倡隻問結果不問過程的價值觀，使漢代董仲舒等大儒所提倡、得到帝王肯定的“忠孝”之道迅速崩毀。然而魏、晉亦自掘墳墓，最終失國於“詐術”。司馬氏得天下後，已無穩定的、進步的核心文化價值觀來維係自己的道統，皇帝隻能以暴力威懾和利益誘惑來取得皇族宗室、世家大族以及士林精英的認可和支持，但這種類似“分贓體製”的政治架構是很脆弱的。晉朝建立不久，就有“八王之亂”，一直到東晉南渡，豪門和大軍閥造反從來沒有間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