宣室求賢訪逐臣，
賈生才調更無倫。
可憐夜半虛前席，
不問蒼生問鬼神。
唐代詩人李商隱這首《賈生》，諷刺了帝王對鬼神之事的關注重於對黎民百姓之福祉的關注。漢文帝在中國曆史上還算是有道之君，他尚且如此，其他的君王可想而知了。
然而若從人性的角度仔細分析，漢文帝這種“不問蒼生問鬼神”的舉動，卻能找到合乎邏輯的解釋。對一個掌握最高權力的帝國皇帝來說，社稷之穩固、黎民之幸福固然很重要，但這些畢竟屬於現實世界的事情，對應的技能和知識乃在經驗範圍之內，天下願意且可以為皇帝做事的人很多，不獨一個賈生。而再有雄才大略的英主，都必須麵臨任何人都繞不過的問題——生理的欲望和對死亡的恐懼，而這些問題，屬於未知領域。方術之所以能使皇帝變得不理性，乃是因為方士用方術，擊中皇帝的兩大軟肋：欲望與恐懼。
在人類社會的早期，部落的首領往往是巫、師、君三者合一的。處於科學不昌明的蒙昧時代，部落首領不僅是民眾世俗中的領導者，而且兼有精神導師的身份，其表現出能溝通天地、祈福禳禍的“法術”，會讓其部落的人得到靈魂上的撫慰，這類“法術”有助於其領導權的鞏固。
作為政治早熟的民族，華夏民族較早地告別了“巫君合一”的傳統，至少在周武王克紂後，周公製禮，君王的統治之合法性靠“績效”（即社稷穩固，百姓安居樂業）和道德品質（勤政、安民、節儉等等）維係，所謂“作之君作之師”，隻有在意識形態性很強的祭祀儀式上，君王充當的角色才有部落時期“大巫師”的殘餘。
可以說，自周朝以後，“巫師”“方士”已失去對政治權力的決定性作用，淪為君王的“門客”，屬於和優伶地位差不多的群體，即便有時候他們中某些人博取高官厚祿，也隻是因為其能給權力擁有者提供潤滑劑和迷幻藥而已。質言之，就是帝王或權臣因現實中有享樂和求長生的需要，方士們（或寄身於佛道的方士）投其所好，提供一些物質層麵的（如丹藥）和精神層麵的（向上天祈福）產品。盡管這類方士也曾卷入過政治鬥爭，但他們從來沒有得到過政權意識形態層麵的解釋權。
秦始皇求不死藥屢被忽悠
秦始皇橫掃六合，以霸道而取天下，進而焚書坑儒，其在政權合法性的理論解釋方麵毫無建樹，不能不說是其二世而亡的一個重要原因。後世史家，論述帝王迷戀方術而誤國，秦始皇總是首當其衝的例子。
《史記·秦始皇本紀》載：“（二十八年）齊人徐巿（即‘徐福’）等上書，言海中有三神山，名曰蓬萊、方丈、瀛洲，仙人居之。請得齋戒，與童男女求之。於是遣徐巿發童男女數千人，入海求仙人。”
所謂的“長生不老之藥”隻是騙皇帝的噱頭，徐福一去不複返，隻留下徐福和數千童男女定居在日本列島的傳說。
一個人對最希望得到卻最難得到的東西，是很容易喪失理智的，情願一而再再而三被騙。胸有韜略的霸才秦始皇亦如此，被徐福騙了一把，還是不死心，接著又被盧生所騙。
盧生說始皇曰：“臣等求芝奇藥仙者常弗遇，類物有害之者。方中，人主時為微行以辟惡鬼，惡鬼辟，真人至。人主所居而人臣知之，則害於神。真人者，入水不濡，入火不爇，陵雲氣，與天地久長。今上治天下，未能恬倓。願上所居宮毋令人知，然後不死之藥殆可得也。”
可是始皇帝照著盧生所說的去做，還是得不到“不死之藥”，盧生害怕被殺，於是腳底抹油，溜了。感覺受騙的秦始皇，說了一番很有意思的話：“吾前收天下書不中用者盡去之。悉召文學方術士甚眾，欲以興太平，方士欲練以求奇藥。今聞韓眾去不報，徐巿等費以巨萬計，終不得藥，徒奸利相告日聞。盧生等吾尊賜之甚厚，今乃誹謗我，以重吾不德也。諸生在鹹陽者，吾使人廉問，或為妖言以亂黔首。”
對夢醒的秦始皇來說，不久前還恩寵有加的“神人”，一下子就成了惑亂天下的“妖人”。後世以方術邀寵於皇上的方士，其命運基本上和徐福、盧生這些前輩差不多。
秦始皇求不死藥不可得，反而被江湖騙子騙了幾次。但這個曆史教訓並沒有被後世的君王所吸取。或許在死亡麵前，每個人都心存僥幸，擁有天下的帝王更是如此，他們總相信自己是幸運者，前代帝王找不到的不死之藥，或許自己能找到。於是，一代代兜售春藥和不死藥的江湖騙子有了用武之地。
方術與時俱進卻難成主流
漢朝初期，皇帝無為而治，用度儉樸，與民生息，經文帝、景帝父子兩代的勵精圖治，到漢武帝劉徹時，國力處於鼎盛階段。漢武帝好大喜功，一改父、祖兩代的對外方略，對匈奴屢次發動戰爭。他迷信方術，遠超過了祖父文帝。漢文帝隻是就鬼神之事向賈誼不恥下問，而武帝幾乎把秦始皇求仙問藥的故事重新演了一遍。元封元年，“方士更言蓬萊諸神山若將可得，於是上欣然庶幾遇之，乃複東至海上望，冀遇蓬萊焉。”秦始皇時有徐福、盧生等方士，漢武帝時則有公孫卿這類方士。“公孫卿言見神人東萊山，若雲‘見天子’。天子於是幸緱氏城，拜卿為中大夫。遂至東萊，宿留之數日，毋所見，見大人跡。複遣方士求神怪采芝藥以千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