施耐庵和金聖歎的“政治覺悟”
“花生米與豆幹同嚼，大有核桃之滋味。得此一技傳矣，死而無憾也！”
這是清代順治年間蘇州大才子金聖歎被處死前留下的含著血淚幽默。後世人讀到這則故事，不由得一聲長歎：讀書人，真命苦。
金聖歎罹禍被殺，直接原因是作為生員的他，充當了民間意見領袖的角色，在順治駕崩後的國喪期內，組織地方士民去孔廟哭靈，抗議地方官對蘇州百姓的盤剝。用血腥手段平定江南的清朝統治者對這種有膽有識有強大動員能力的漢族讀書人，決不會手軟。殺金聖歎乃是恐嚇天下士子，自此，江南士氣黯然收斂。
金聖歎走到這一步，也可以說是性格使然。他對《水滸傳》的精彩批點充分顯示了他的性格與膽識。他認為一百單八將“不得已而盡入於水泊”是“亂自上作”，肯定了梁山水泊好漢的反抗。
《水滸傳》全名為《忠義水滸傳》，小說取材於北宋末年北方一場規模並不大的底層民眾起義。元末明初，天下大亂，各地底層民眾紛紛揭竿而起，反抗蒙元統治，梁山水泊眾多好漢的故事迎合了這樣的社會背景，所以在民眾中間廣為流傳，並不斷地被加工，人物與故事越來越豐盈。施耐庵對這些流傳於民間的故事進行整理和再加工，創作了一部完整的《忠義水滸傳》。作為一位士大夫，施耐庵對梁山人造反故事的處理是非常講究政治的。“水滸傳”前冠以“忠義”二字，宋江等人“隻反貪官不反皇帝”的主張，宋江造反的目的是為了招安，招安後受朝廷派遣征遼征方臘……這些都是施耐庵“政治正確”的體現，如此，這部書才可能印行。
而金聖歎則不然，他“腰斬”了《水滸傳》，把受招安、征遼、鎮壓方臘等回目全部砍掉。而且他在批點文字中，高度褒揚了反抗性強的魯智深、武鬆、李逵諸人，處處貶損以造反為手段、目的為受招安而做大官的宋江、戴宗諸人。如此，腰斬後的《水滸傳》隻剩下造反的故事了，全書凸顯的主題成了“造反有理，招安有罪”，完全沒有了忠於朝廷的“政治正確性”。
金聖歎何其大膽，他的結局，可謂是性格決定命運。
施耐庵慮及統治者，給《水滸傳》留下了一個光明的尾巴，宋江諸人受招安的結局，一定程度淡化了統治者對這部書的反感，但畢竟讀者看重的是生動曲折的故事和活靈活現的人物，《水滸傳》處處生動地描寫了官員的貪婪殘酷，下層人走投無路的反抗，也在許多細節上渲染了反抗行動的暴力和血腥。《金瓶梅》這類小說，主旨是以西門慶縱欲而死的下場宣揚淫蕩無好報的因果，但因具體場景描寫過於露骨，因此被列為“淫書”。相似的理由，《水滸傳》從成書伊始，就不招統治者待見，在不同時代被列入禁書名單。
從“世人耽嗜”到“不合時宜”
朱元璋以造反起家，建立明朝的功勳集團不過是成功的梁山水泊一百單八將。但屁股決定腦袋，造反者在反抗暴政時，秉持的是“造反有理”理念，梁山水泊的故事應該曾激勵著元末大大小小的造反者——包括朱元璋和他的部下。一旦造反者打下江山坐了龍廷，就得防備別人造反，宣傳的則是“造反有罪”了。
明太祖朱元璋在位時，《水滸傳》成書不久，流傳還不算很廣，屢行“文字獄”的太祖沒有就這部書下過禁令。朱元璋死後，明朝處於上升階段，國力和民生狀況都不錯，社會矛盾沒有那樣劇烈，明朝統治的道義合法性還比較充足，因此，《水滸傳》的傳播沒有受到官府大規模的幹預，甚至一些士大夫非常推崇這部奇書。明代學者胡應麟說，“今世人耽嗜《水滸傳》，至縉紳文士亦間有好之者”。“嘉（靖）隆（慶）間一巨公案頭無他書，僅左置《南華經》，右置《水滸傳》各一部”。《水滸傳》從嘉靖起的一百多年間，刊印了三十一次。而到了崇禎朝，社會背景發生了根本的變化，明朝統治者麵臨著元末蒙古統治者的相同危局，大明國遍地烽火，李自成、張獻忠等人紛紛起事，更有山東李青山在梁山故地聚眾造反，明朝社稷危若累卵。《水滸傳》此時變成了統治者眼中最不合時宜的一部書。
崇禎十五年（一六四二年）四月，刑科左給事中左懋第向皇帝上書，請求朝廷頒令焚毀《水滸傳》，奏章言：“一曰焚賊書、易賊地名、正其必不肯作賊之心。李青山諸賊嘯聚梁山，破城焚漕，咽喉梗塞，二京鼎沸。諸賊以梁山為歸，而山左前此蓮妖之變，亦自鄆城梁山一帶起。臣往來舟過其下數矣。非崇山峻嶺，有險可憑；而賊必因以為名，據以為藪澤者，其說始於《水滸傳》一書。”也就是說，左大人把《水滸傳》看做“造反教科書”了。崇禎皇帝從其意，下旨“著地方官設法清察本內，嚴禁《（水）滸傳》”。這是《水滸傳》問世後第一次遭到最高統治者的禁毀。
但禁《水滸》也挽救不了大明江山。兩年後，李自成破北京，崇禎帝自縊煤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