編輯沈博愛老人的《蹉跎坡舊事》，使我猶如回到瀟湘故土，追尋了一番父輩的人生足跡。（注：《蹉跎坡舊事——一代中國農人的耕讀夢》已於二〇一三年十月由語文出版社出版）
故園的父輩一個個老去，他們的人生故事以及所經曆的苦難，也將零落成泥碾作塵，很快被湮沒、遺忘。幸好，有博老的這本回憶錄在，告訴後人，有那麼一代人，曾經那樣地生活過。
博老的哲嗣沈亞川（石扉客）是我的朋友，小我兩歲；博老則比家父年長兩歲。兩對父子的生活經曆頗為相似，因此，我讀“蹉跎坡”的故事，沒有一點隔膜感，似乎就是坐在老家村裏，聽父親或父親的族兄弟，講他們的人生。甚至有些細節都是驚人的相似：博老報考瀏陽簡易師範學校時，有人告訴他帶一支自來水筆就行了，考場預備有墨水。家父高小畢業後已在高級社務農兩年，有一次和我二伯一起去當地最繁華的一個市鎮送完公糧，看到牆上貼有縣政府招考中醫學徒的告示，便把空穀籮交給二伯，手持隨身攜帶的自來水筆進場趕考，從此走上行醫之路。
博老和家父那代上世紀三十年代出生的中國人，可謂憂患終身。尚在孩提時，日寇入侵，隨大人逃難是他們的共同回憶。進入青年時期，就碰上沒完沒了的“政治運動”，稍具獨立思考能力的人一不小心就會被“運動”的怪獸吞噬，墮入“賤民”之列，備受磨難。而等到社會秩序正常以後，他們的青春已經逝去，隻能將希望寄托在兒女身上……
在中國的鄉村，特別是我的故鄉湖南一帶，千百年來農人們所推崇的價值觀便是：“一等人忠臣孝子，兩件事讀書耕田。”這副對聯被寫在無數家堂屋的祖先靈位兩旁。中國農民從來不敢心比天高，他們隻希望能耕作而食，免於饑餓，將兒女養大，這是無數農民樸實而可憐的“中國夢”。耕作之餘，農人們會省吃儉用送子弟讀書。子弟能取得舉人、進士功名，做官發財，光宗耀祖，這是多數人不敢奢望的“奇跡”，多數人隻是希望子弟能識字，能知禮，能不辱沒祖輩。識字的人，能在熟人社會中得到尊重，日子能過得比一般農民要好些。
因為這樣的耕讀文化，鄉村湧現了一大批名不見經傳的底層精英，或者說是“赤腳先生”。他們沒有脫離土地，照樣要耕種，但他們因為有相當的知識，可以從事更為有尊嚴的職業，比如私塾先生或鄉村郎中。他們因為識文斷字，於是充當了鄉土新知識的引進者；因為沒有脫離土地，又往往成為鄉土秩序的維護者。
博老和家父都是這類鄉土“赤腳先生”。然而，他們遇上了一個劇烈變革的大時代，當他們成人時，公權力對中國鄉村社會的控製無遠弗屆、無所不在。傳統社會的自治秩序全部被打破，一個人和一戶人家，成了無所依傍、隻能仰公權力鼻息的“原子”。鄉土裏長大的青年精英，如果能主動地、小心謹慎地迎合公權力的意誌和運作節奏，就可能被公權力吸納；反之，則會被懲罰。家父屬於前者，博老屬於後者。
博老從少年開始，就記憶力和學習能力超強，且酷愛接受新事物，學習新東西，至晚年而不倦。他出生後不久母親病逝，過繼給同族一位族祖父做孫子，承祧另一支。做染匠的祖父及祖母傾其全力培養這個並無血脈關係的孫兒。孫兒也不負長輩期望，從小好學上進，從師範學校畢業，分配到家鄉一所小學當老師。這幾乎是在那樣環境中，博老憑能力所取得的最高成就了，可算那個年代鄉村的“勵誌”榜樣。
然而，一個人好學上進、愛獨立思考，在特殊的年代是一種“原罪”。
其實，博老在“土改”時期任兒童團團長時，所目睹“土改”和“鎮反”中的一些人的下場，和自己日後的命運是相關聯的。工作隊來到瀏陽山鄉搞“搞土改”，在博老故鄉人的眼裏，是“鎮風”，“就是打出頭鳥，就是捉浮頭魚，就是殺雞儆猴，就是鏟除攔路虎。”也就是說，將地方上具有影響的人物——這些人物具有潛在的組織和動員能力，通過殺、關、嚇，消滅掉或控製住，從而達到控製基層社會的目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