編輯沈博愛老人的《蹉跎坡舊事》,使我猶如回到瀟湘故土,追尋了一番父輩的人生足跡。(注:《蹉跎坡舊事——一代中國農人的耕讀夢》已於二〇一三年十月由語文出版社出版)
故園的父輩一個個老去,他們的人生故事以及所經曆的苦難,也將零落成泥碾作塵,很快被湮沒、遺忘。幸好,有博老的這本回憶錄在,告訴後人,有那麼一代人,曾經那樣地生活過。
博老的哲嗣沈亞川(石扉客)是我的朋友,小我兩歲;博老則比家父年長兩歲。兩對父子的生活經曆頗為相似,因此,我讀“蹉跎坡”的故事,沒有一點隔膜感,似乎就是坐在老家村裏,聽父親或父親的族兄弟,講他們的人生。甚至有些細節都是驚人的相似:博老報考瀏陽簡易師範學校時,有人告訴他帶一支自來水筆就行了,考場預備有墨水。家父高小畢業後已在高級社務農兩年,有一次和我二伯一起去當地最繁華的一個市鎮送完公糧,看到牆上貼有縣政府招考中醫學徒的告示,便把空穀籮交給二伯,手持隨身攜帶的自來水筆進場趕考,從此走上行醫之路。
博老和家父那代上世紀三十年代出生的中國人,可謂憂患終身。尚在孩提時,日寇入侵,隨大人逃難是他們的共同回憶。進入青年時期,就碰上沒完沒了的“政治運動”,稍具獨立思考能力的人一不小心就會被“運動”的怪獸吞噬,墮入“賤民”之列,備受磨難。而等到社會秩序正常以後,他們的青春已經逝去,隻能將希望寄托在兒女身上……
在中國的鄉村,特別是我的故鄉湖南一帶,千百年來農人們所推崇的價值觀便是:“一等人忠臣孝子,兩件事讀書耕田。”這副對聯被寫在無數家堂屋的祖先靈位兩旁。中國農民從來不敢心比天高,他們隻希望能耕作而食,免於饑餓,將兒女養大,這是無數農民樸實而可憐的“中國夢”。耕作之餘,農人們會省吃儉用送子弟讀書。子弟能取得舉人、進士功名,做官發財,光宗耀祖,這是多數人不敢奢望的“奇跡”,多數人隻是希望子弟能識字,能知禮,能不辱沒祖輩。識字的人,能在熟人社會中得到尊重,日子能過得比一般農民要好些。
因為這樣的耕讀文化,鄉村湧現了一大批名不見經傳的底層精英,或者說是“赤腳先生”。他們沒有脫離土地,照樣要耕種,但他們因為有相當的知識,可以從事更為有尊嚴的職業,比如私塾先生或鄉村郎中。他們因為識文斷字,於是充當了鄉土新知識的引進者;因為沒有脫離土地,又往往成為鄉土秩序的維護者。
博老和家父都是這類鄉土“赤腳先生”。然而,他們遇上了一個劇烈變革的大時代,當他們成人時,公權力對中國鄉村社會的控製無遠弗屆、無所不在。傳統社會的自治秩序全部被打破,一個人和一戶人家,成了無所依傍、隻能仰公權力鼻息的“原子”。鄉土裏長大的青年精英,如果能主動地、小心謹慎地迎合公權力的意誌和運作節奏,就可能被公權力吸納;反之,則會被懲罰。家父屬於前者,博老屬於後者。
博老從少年開始,就記憶力和學習能力超強,且酷愛接受新事物,學習新東西,至晚年而不倦。他出生後不久母親病逝,過繼給同族一位族祖父做孫子,承祧另一支。做染匠的祖父及祖母傾其全力培養這個並無血脈關係的孫兒。孫兒也不負長輩期望,從小好學上進,從師範學校畢業,分配到家鄉一所小學當老師。這幾乎是在那樣環境中,博老憑能力所取得的最高成就了,可算那個年代鄉村的“勵誌”榜樣。
然而,一個人好學上進、愛獨立思考,在特殊的年代是一種“原罪”。
其實,博老在“土改”時期任兒童團團長時,所目睹“土改”和“鎮反”中的一些人的下場,和自己日後的命運是相關聯的。工作隊來到瀏陽山鄉搞“搞土改”,在博老故鄉人的眼裏,是“鎮風”,“就是打出頭鳥,就是捉浮頭魚,就是殺雞儆猴,就是鏟除攔路虎。”也就是說,將地方上具有影響的人物——這些人物具有潛在的組織和動員能力,通過殺、關、嚇,消滅掉或控製住,從而達到控製基層社會的目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