正是從這種現實主義的觀點出發,馬基雅維裏雖然認為,君主具有人們通常所說的那些美德,諸如誠實、慷慨、守信、仁慈等等,當然是值得讚揚的。然而,君主之為君主,其首要的任務是維護自己的政權和國家。在這樣的意義上,君主擁有善良的品行受人讚揚固然是好事,但君主不可能也沒有必要擁有所有善良的品行。君主固然應該避免那些可能導致亡國的惡行,但如果某些惡行可以挽救國家的話,君主完全沒有必要擔心它們可能受到責備而良心不安。例如,被人們稱為慷慨固然是好的,但它並不適宜於君主。君主隻有在慷他人之慨時,例如帶軍隊出征,靠擄掠、勒索、敲詐來補給時,慷慨才是必要的。而在其他情況下,君主為了保有慷慨的名聲,勢必耗盡財力,額外增加人民的負擔,使人民仇恨他。而當他幡然悔悟痛改前非時,又會立刻被人稱為吝嗇。君主最應避諱的就是被人輕視或憎恨,而慷慨則會帶來這二者。再如殘酷和仁慈這一對品質。殘酷令人畏懼,仁慈則受人愛戴。所有的君主都會希望被人稱為仁慈而避免殘酷之名,但比起坐視混亂從而危害整個社會的過分仁慈來說,能夠創造秩序和統一的殘酷實際上要仁慈多了。君主也許想受人愛戴和令人畏懼二者兼備,但實際上很難做到。如果必須在二者間作出取舍,則令人畏懼比受人愛戴要安全得多。因為人都是忘恩負義、趨利避害的小人,靠懲戒維係的畏懼比靠恩惠維係的愛戴更為有力。人們冒犯一個自己愛戴的人比冒犯一個自己畏懼的人更少顧忌。而在分析守信問題時,馬基雅維裏更是提出了著名的獅子與狐狸的比喻。馬基雅維裏指出,篤守信義是值得讚揚的。但經驗表明,那些曾經建立了豐功偉績的君主們卻並不重視遵守諾言,而是最懂得運用陰謀詭計,並最終征服了那些盲目守信的人。君主應勇猛如獅子,狡猾似狐狸,二者缺一不可。在遵守信義於己不利的時候,他決不應該遵守信義,但他務必要裝出遵守信義的樣子。至於其他品質也是一樣。君主必須會做一個偉大的騙子和偽君子。君主要顯得慈悲為懷、篤守信義、合乎人道、誠實可靠、虔敬信神,但同時又要有精神準備,一旦需要便能夠並且知道怎樣改弦易轍。如果可能,君主還是不要背離善良之道,但一旦需要,他必須懂得如何作惡。所有這一切,都被概括為馬基雅維裏的一句名言:“目的總是為手段辯護”。

如果上麵所說的集中於道德和權術問題,則馬基雅維裏更注重的是實力。馬基雅維裏諄諄告誡君主們,軍事是君主的惟一專業,一個君主不僅要懂得用兵方略,而且要熟悉各地的地理形勢,即使在和平時期也不能鬆懈。在他看來,一切國家的主要基礎是“完備的法律和精良的軍隊”。而且,精良的軍隊比完備的法律更為重要,因為沒有精良的軍隊就不可能有完備的法律,而有了精良的軍隊,就必能使法律完備,馬基雅維裏從意大利多年來的經驗教訓出發指出,依賴於雇傭軍和援軍是意大利各國長期孱弱的一個主要原因。援軍考慮的更多是本國的利益,而雇傭軍的眼中則隻有金錢。因此,雇傭軍和援軍非但作戰不力,而且如果他們勝利則要受他們的侮辱,如果他們失敗則會為他們所拋棄。臨陣脫逃,陣前倒戈是司空見慣的事情。因此,聰明的君主總是拒絕這樣的軍隊,而注重培植自己的軍隊。馬基雅維裏甚至作出了極端的斷言:聰明的君主寧可靠自己的軍隊失敗,也不靠別人取勝。

馬基雅維裏是一位曆史學家,同時也是一位政治家、外交家,這使得他的觀點有著豐富的曆史經驗和當代現實作為基礎,具有很強的說服力,同時又充溢著強烈的愛國主義精神。本來,馬基雅維裏這部著作是為佛羅倫薩當時的統治者洛倫佐?德?梅迪奇寫作的。他期望這位統治者能夠借此機會發現,他“是多麼不幸地經受著命運之巨大而不斷的折磨”,從而改變他不幸的命運。但更重要的是,他期望洛倫佐能夠在他“從對現代事物的長期經驗和對古代事物的不斷研讀”所獲得的關於偉人之事跡的知識中汲取經驗教訓,從而領導意大利人民實現祖國的統一和富強。他甚至鼓勵這位君主,不要被命運的說法所束縛。因為命運之神的力量雖然非常強大,但卻隻能是外麵半個行動的主宰,而其餘一半或者幾乎一半則歸我們自己支配。命運就像一條泛濫的河流,隻是人們沒有做好準備防範它的提防顯示威力,而人們隻要采取積極的措施,就可以製服它、駕馭它。人們隻有成為命運的盟友,學會與命運密切合作,安撫它、製服它,才能取得成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