卷四“治學手記”是中華書局《文史知識》雜誌在1998年增設的專欄，囑我撰文以充篇幅。這一類文字我前些年寫過幾篇，如《漫談我的所謂“做學問”和寫文章》、《讀書要點、麵、線結合》、《多讀·熟讀·細讀》以及《積累與思考》等，曾收入拙著《書廊信步》中。後來北京現代文學館的劉亞鐵（老鐵）同誌幫我編《今昔文存》，這幾篇小文又被他選入。我尊重他的意見，沒有刪除。現在如再收入本書，未免一再“炒冷飯”，有點對不住讀者，因此隻收入1998年寫的幾篇。好在上述兩本拙著出版不久，讀者想看那幾篇小文章並不太難找，隻在這裏提一句。
照理講，談治學，隻宜談自己的點滴心得。但由於積習難除，在談自己讀書習作的過程中總容易涉及自己以外的人和書，當自己認為不合理時便免不了批評幾句。這就很容易得罪人。即如對簡化漢字有看法，而且已明顯看到它的弊端，便感到思想很矛盾。因為有些拙見顯然與國家語委的政令不一致。盡管這些意見明知說也無用，可是從維護真理和學術爭鳴的立場出發，以一個讀書人的良心，又感到骨鯁在喉、不吐不快。這也許就是知識分子的悲劇。這一組小文字主要是我幾十年讀書、教書、寫書的自供狀。有成功的經驗，也有走彎路、貽笑大方的實際情況。讀者看了，或尚不無可資參考之處，我也就無須多說什麼了。1998年國慶紀念日在北京大學中關園寓廬寫訖。
我們治學問、寫論文主張用“第一手材料”，反對用“第二手材料”，因為“第二手材料”往往不可靠。但事實上“第二手材料”也很重要，甚至在研究問題或撰寫文章的全過程中都需要用“第二手材料”。
比如我們在讀書或寫文章時都離不開工具書，工具書就是“第二手材料”。問題在於，從工具書中找到你所需要的答案時，治學態度謹嚴的人還要再複核一下材料的來源，而不宜輕信工具書上轉述或轉引的文字。所謂材料的來源，當然就是“第一手材料”了。
“第二手材料”並不限於工具書。一個研究課題到手，必須多方尋找參考書和有關論文。這些書和文章基本上都屬於“第二手材料”。一篇學術論文甚至一部學術專著，從著手研究到功德圓滿，實際上就是不斷利用“第二手材料”來逐步使自己的學術工程構築成功的過程。不懂得“第二手材料”的重要性，不善於以“第二手材料”為過渡的橋梁，並借助於它們以達到自己所向往的彼岸，隻一味追求“第一手材料”，其結果往往事倍功半，甚至功敗垂成。關鍵在於，必須把“第二手材料”轉化為可信可靠的“第一手材料”，才能使自己的研究成果立於不敗之地。
我從50年代起開始在北大中文係講授宋元明清文學史，重點放在明朝，因為要解決曆史上何時出現資本主義萌芽這一彼時相當敏感的問題，這就需要補修關於明朝曆史的課。我當時隻能采取“速成”的辦法來補課。於是選定了三本書，即吳晗的《朱元璋傳》（初印本）、丁易的《明代特務政治》和1949年以前中華書局出版的一本李文治的《晚明民變》。把這三部書讀完，整個明王朝的曆史背景和社會動態已基本上掌握了。以這三部書為“經”即縱的線索，然後用第一手的原始史料去填充之，則自己所需要知道的某幾個重點突出的問題，大抵可以得出初步結論了。當然，《朱元璋傳》裏所引述的一些原始史料如《草木子》、《宋濂集》中的有關文字，我也陸續檢讀，甚至還不怕費時曠日地翻閱過《明實錄》；《明代特務政治》裏所引述的明人筆記如《萬曆野獲編》，《晚明民變》裏涉及的野史如《明季北略》，我也都找來一一披覽。這就從“第二手材料”一點點過渡到“第一手材料”並逐步深入下去，於是不論講課也好，寫文章也好，自己心裏都比較有數，不至於茫無頭緒和缺乏主見了。可是，如果一開始不讀那三部書，不從前人的研究成果中獲得比較係統的知識，自己肯定不會在短時期內對明王朝的曆史背景和時代特征有如此較為完整的概念。這就是我在學術研究工作中得力於“第二手材料”的一個明顯例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