題目是套用《漢書·董仲舒傳》裏的一句成語：“臨淵羨魚，不如退而結網。”（《淮南子·說林訓》作“臨河而羨魚，不如歸家結網。”）所以想寫這篇“手記”，是由於一篇新聞報道引起的。
1998年8月19日上海《文彙報》發表一條詳盡消息，報道了有關對30多年前成書的《中國戲曲通史》的評價和討論。不少專家學者認為此書已經過時，應該向它道“晚安”而告別了，從而提出了重寫“戲曲通史”的倡議，有人“急切呼喚一部能代表今天認識水準、美學價值且有學術分量的戲曲新史”。
作為一部戲曲史教材，沿用了幾十年，當然會有人感到“滯後”而缺乏新意。但我認為，教材是需要相對穩定的。過去商務印書館出版的“大學叢書”和中華書局出版的“大學用書”，當其最初問世時都是以教材的功能走向社會的。即以我1946年在清華大學就讀聽金嶽霖先生講基礎課《邏輯》而例，課堂上所用的教材就是金先生本人在若幹年前撰寫的老課本，書名《邏輯》，是“大學叢書”的一種。在這套叢書中還有更老的一本，那就是夏曾佑未完成的傑作《中國古代史》，直到1948年建國前夕，還有的大學用它做曆史課本。如果說到“局限”，我想肯定是有的。但作為教材，當時聽課的學生似乎並未感到“過時”、“滯後”。關鍵在於：教材是“死”的，教書的人卻是“活”的。掌握矛盾的主要方麵是“人”而不是“書”。
記得金嶽霖先生在給學生講課時，從聽講到考試，指定必讀參考書隻有他的那本《邏輯》教科書。可是據聽課的人在課堂上的感受和經驗，金先生每年所講的內容都不完全一樣，卻又沒有離開那本教科書的內容。說到我本人，教了一輩子“中國文學史”，有一段時間也根據規定必須用指定的教材。而我在講課時，沒有一次是照本宣科，把書上的內容一字不差地照搬給學生；否則學生恐怕早就把我“請下講台”了。但我又絕對不是完全背離教材自行另講一套，如果那樣的話，學生從聽課到考試的各個階段都會感到無所適從了。當然，我在講課時，如對教材提出商榷意見，乃至根本不同的觀點，也從來直言不諱，並不稍事遷就。但從學生的讀書、溫課、考試乃至吸取有用知識的各個環節看，有教材畢竟比沒有教材好，教材相對穩定比教材經常變動好。隻要教員恪盡職守，充分吃透教材，並敢於發表經過個人獨立思考的新觀點、新意見，我想，既足以彌補教材的“局限”，也不會讓學生感到思想“滯後”的。關鍵仍是那句話，教書的人是“活”的，他應該不會讓教材牽著鼻子走。隻有缺乏教學經驗或腹笥貧乏儉嗇的教員才不敢擅越雷池一步，死揪住教材不放；而聽課者在聽講時也自然感到，聽這樣老師講課，還不如自學教材，因為在課堂上聽不聽講都一樣，甚至逃課也不要緊。這隻能說是教課的人失敗，而不能怪教材有“局限”，編寫得不好，必須更換新教材。
關於《中國戲曲通史》，我想情況也差不多。多少教戲曲史的老師都用這同一套教材，我敢說每一位老師的教學效果肯定會各不相同，各有特色。所以我的看法是，不怕教材不夠新，隻怕教師隻株守教材而不隨時吸收新的學術成果；不怕教材“滯後”，卻怕教師懶於開動腦筋，不恪盡職守去認真備課。
話說回來，一部教材用了幾十年，也可以更新換代了。但重寫戲曲通史不能隻“坐而論道”而需要身體力行。與其“急切呼喚”何如組織人力趕快動手，即使人手不多，那就單人獨馬也無妨。所以我把漢朝人的成語改了一個字，“羨”字改成了“議”，並希望“議”者能把“網”早日織成。一個13億人口的大國有十部不同版本的《中國戲曲通史》都不多！
1998年8月，北京寫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