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為戲迷，雖說經常看戲，也不可能一年三百六十五天每天坐在劇場裏。於是從收音機中聽劇場實況轉播便成為北京千家萬戶有戲癮者的福音。
我1932年秋從哈爾濱移居燕市，當時無線電收音機似乎還不普遍。過了沒有多久，沿街的鋪麵幾乎都用擴大器播放電台的節目了。接著胡同裏的居民也開始豎起天線竹竿，說明購買收音機的人家日益增多，有點類似今天大街小巷很容易見到的室外天線。而電台每晚必從戲院進行實況轉播，很快就成為例行節目。而且在30年代前期，電台每天實況轉播京戲竟達日夜兩場之多。1935年我在育英中學讀書，下課後回家做完作業，正好趕上電台轉播日場戲。日場戲當然不一定每場都精彩，可有時也很過癮。如王又宸、雷喜福就經常演日場戲，他們有不少戲都是我從廣播中聽到的。記得有一次我在先叔佩蘅先生家中陪先伯祖母閑談，那時正值下午四時許，忽然從收音機中傳出了尚和玉《鐵籠山》的轉播實況。我立即屏息凝神，忘記談話，仔仔細細聽了一整出這樣的大武戲。那天大軸是一位女演員名叫張曼君者主演《三堂會審》，我聽了沒有幾句便把收音機關了，認為遠不及武戲過癮。可見我當時的欣賞水平已有點“與眾不同”了。
就在30年代中期，有一段時間古都的住戶在收聽實況轉播時還可以有選擇。因為當時河北省的廣播電台也設在北京城裏，同樣也實況轉播，而播送的節目內容是與市廣播電台在不同的戲院分別進行的。這表明在當時的北京城，聽京戲確實十分方便。自1936年我遷居天津，前後住了達15年之久。由於京津相距不過咫尺，北京每晚在劇場演出的實況轉播，通過無線電波從空中傳送，住在天津的人完全聽得到。因此在抗日戰爭京津淪陷期間，有不少戲都是從收音機中聽到的。如馬連良和郝壽臣在1938年曾重新合作，演出了從梆子《五紅圖》移植為京劇的《串龍珠》，我就是從實況轉播中在天津聽到的。
電台實況轉播京戲這一例行節目一直延續到抗日戰爭勝利以後，究竟中止於何時有待細考。不過這的確反映出三四十年代京戲的確仍處在繁榮昌盛階段。當時這種實況轉播，有幾種內容確有文獻價值。一是抗日戰爭前有些重要堂會戲，都通過實況轉播而廣為流傳。如蕭振瀛宅堂會和懷仁堂為宋哲元演出的堂會均有楊小樓、餘叔岩參加，由於電台及時轉播，這就使京津兩地居民都有機會聽到。蕭宅堂會餘叔岩演《盜宗卷》，楊小樓演《落馬湖》；懷仁堂堂會餘叔岩與程繼先合演《群英會》，楊小樓與尚小雲合演《湘江會》，都是極為難得的好戲。二是每逢有大義務戲必轉播，如1934年為湖北水災救濟義演，餘叔岩曾演出了《打棍出箱》；而每年冬季梨園公會都舉辦“窩頭義演”（為京劇界同業籌款度過年關），都是戲迷們大飽耳福的好時機。三是敵偽統治時期由戲曲界自行組織的所謂“大合作戲”，在幾年當中好戲如林，不勝枚舉。1938年夏天在新新戲院演出的醜角大會，1939年由中華戲校八位“玉”字輩女演員合演的《八五花洞》，並由金少山演包拯，奚嘯伯演張天師，王金璐演大法官，都曾通過電台轉播了實況。四是某些有紀念意義的演出，如上述馬、郝合演的《串龍珠》，既是此戲的首場演出，也是馬、郝再度合作所演的唯一的新戲，從這場演出後，郝老就基本上息影歌壇了。又如李少春拜餘叔岩後首次公演的《戰太平》，以及孟小冬拜餘叔岩後的幾次公演，都成為京劇演出史上值得大書特書的事件，而當時都是通過電台的實況轉播使廣大聽眾得到了滿足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