看戲不存戲單，是我平生一大憾事。周明泰先生根據所存和所見戲單，輯成了《五十年來北平戲劇史材》（後來又續補了十年），可見戲單的文獻價值。而我寫文章則隻憑記憶，難免掛一漏萬或張冠李戴。往者不可諫，來日已無多，夫複何言！
就我在北京看戲所見的戲單而言，從印刷形式來看，大體可分木刻活字、石印和鉛印三種。1932年我初到北京，當時已隻有廣和樓一家的戲單是用木刻活字印成的。這種戲單字型大小不一，字跡也模糊不清，從右向左，豎行排列著演員和劇目。所用紙張五顏六色，但質地薄劣，想保存也頗不容易。廣和樓是富連成科班每天日場演出的場地，所以這種戲單是關於富連成學員演出的忠實記錄。而其他戲院則大抵用石印戲單，白紙上印著紅字，比較醒目。至於鉛字排印的戲單，印象中最初隻有梅蘭芳的承華社和程硯秋自法國歸來後組成的秋聲社，以及中華戲校是用鉛印的。梅、程兩位先生如演個人獨有本戲，還附有主角唱詞。中華戲校為了對學員一視同仁並表示對教師的尊重，不僅連龍套、宮女的名字也一一列出，而且還把這出戲的授業老師的姓名也在劇目下標出。1935年至1936年間，中華戲校實行龍套、宮女輪換製，當時主要旦角如趙金蓉、侯玉蘭等女生，都輪流擔任過宮女，並在戲單上注明。後來富連成也改用鉛字排印戲單，並標出劇中人和扮演者的姓名。但石印戲單的流行似乎保持了很久。記得孟小冬拜餘叔岩以前，某晚在吉祥戲院演《盜宗卷》和《黃金台》雙出，戲單上在《黃金台》的下麵注著“代盤關”三字（以“代”充“帶”，是當時戲單和海報上被公開允許使用的一個別字），用的還是那種白紙紅字的石印戲單，那已是30年代中期了。
每份戲單的代價是一至二枚大銅元，後來上漲到一至二分錢法幣（法幣是國民黨統治時期的一種幣製，當時每一角法幣約換大銅元二十七八枚）。要在開戲後座客上得差不多時才由茶房或臨時雇用的童工挨著座位散發叫賣，這大約是根據上座率來決定戲單印數的，所以總要在開戲一至二小時後才拿出來叫賣。而所印的內容大抵隻有當場的後麵的幾個主要劇目——從開場到中軸子（倒第三）以前演出的戲，即使是名角好戲，也往往上不了戲單。比如1932年至1933年間，高慶奎、郝壽臣每逢星期六、日白天都固定在華樂戲院聯袂演出，下午一時許開戲，要演到六點鍾以後才散場，足足有五個小時，演出的劇目每每有八九出之多，有一次高大軸演《哭秦庭》，郝壓軸演《桃花村》，中軸子是吳彥衡、九陣風、慈瑞泉等合演的《青石山》，前麵除開場墊戲外，計有馬連昆的《取洛陽》、諸茹香的《打灶分家》、李多奎的《望兒樓》等，而戲單上隻登載著後麵的三出戲。又有一次我在哈爾飛戲院看荀慧生的全部《十三妹》（這是1932年秋末的事），前場有兩出老生戲：時慧寶的《搜孤救孤》和貫大元的《南陽關》。在這之前，吳彥衡演了一出《薛家窩》，而戲單上卻沒有，也是隻登出了後麵的三出戲。可見在30年代，隻根據戲單，並不能反映出一場演出的劇目全貌。隻有像我這樣沒開戲就到場的小戲迷，才能確切知道這一場一共演了多少出戲。
當時的戲院，從開戲後到正戲（一般指中軸、壓軸和大軸戲）上場以前，前台池座的通道上始終川流不息地有人走動。除上述賣戲單者和人所熟知的扔手巾把者之外，還有賣瓜子、賣香煙糖果以及按季節性出現的賣冰糖葫蘆的等等。這些都與我無緣，因我從小就不愛在外麵吃零食。隻有喝茶，倒是我在戲園子裏養成的習慣。
那時到戲園子看戲，除廣和樓池座有八仙桌可置放茶壺茶碗外，一般橫排對號的座位，都是在觀眾坐定之後，才由茶房端來一壺新沏的茶，並把原來扣在座位前麵小窄條幾上的中式茶碗給翻轉過來，表示座客已到。然後到散場以前，再由茶房向觀眾逐一收討茶錢，當然或多或少還要加點小費。講究一點的顧客，往往自備一小包茶葉，茶房也代你沏上，並把你包茶葉用的那張紙纏在茶壺嘴的後端。我最初隻為了口渴而喝茶，後來成了戲院的老主顧，便也學著樣買上一包比較好的茶葉，在看戲的同時品茗消遣。記得有一次在吉祥戲院看楊小樓的戲，當戲正演到高潮，觀眾一個個聚精會神目不轉睛地望著台上時，偏有收茶錢的跑來幹擾。座中有幾位老年觀眾因之大為不滿，一麵盡快把茶房打發走，一麵已在慨歎新來的這一批服務人員“太不懂戲”了。
看戲喝茶的風氣不僅北京有，各省、市都有。天津也不例外。1936年天津中國大戲院開幕，我隨即成為座上長客。那裏是把一隻帶架的鐵圈安插在前一排座位的椅背上，為的好置放玻璃杯，然後由茶房提著大銅壺把茶一杯杯斟給觀眾。這種方式和習慣大約一直保留到解放以前。而在北京建國前夕即1948年，有的劇場似乎已不再供應茶水。這些情況，對於建國後才進入劇場去看戲的朋友來說，幾乎是很陌生的事了，姑妄記之，以資談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