看戲買票，理所當然。但在舊社會，看戲者並不都買票。除了軍警有“彈壓席”可坐，公然白看戲外，還有送“紅票”一說，即其人與戲班或戲院有一定“關係”，可以白看。此外則新聞界與官場，也有一些人名正言順地照例看白戲，這都屬於“紅票”範圍之內，雖憑票入座，卻從不花錢。再有就是由主要演員掏錢買票，雇人捧場。這些人大都坐在後排或樓上，專門為出錢的“角兒”喝彩助威。有些演員往往靠這種辦法招徠觀眾。當然，有時演員得罪了有錢有勢的人，也會遇上一批專門搗亂的“看客”。但這些助威或搗亂的人都是不花錢來看戲的，總名之曰“聽蹭兒戲”。
我從小看戲總是買票入場，很少“聽蹭兒”。有一次同劉曾複先生談起此事，劉老就說：“咱們從小看戲是下了本兒的。不像有些人，是被請去或雇去看戲的。有人饒白看了戲，還寫捧場文章換稿費；而我們則是‘冤大頭’，硬是拿洋錢‘捐’出來，才積累了一點兒看好戲的‘資本’。”我深有同感。1935年以前，我看戲大抵是向家長伸手要錢買票，或由家長領著同去。有時為了渴望看到一場戲，便把穿不著的衣服偷偷送進當鋪，換取票款，等要穿這身衣服時再把當票交給家長贖出來。為此我多次遭到先母嗬斥。1935年我入育英中學讀書，隻要學期末考個第一名，可免二十五元大洋的學費；第二名則免二十元。我在一學年中因考得好而節省下學費四十五元。這些錢家裏照數給了我，我卻一文不剩地向各家戲院進了貢。當然，我也偶爾有白看戲的時候：當時我的六姨外祖張醉丐老先生是報界前輩，也是一位老戲迷。他看戲一般總有人饋贈“紅票”。有時因場次衝突或有餘票，醉老就讓我沾光。當然也有我軟磨硬泡非請他帶我去看某場好戲不可的時候。戲看得多了，醉老就讓我寫點豆腐塊兒大小的“戲評”，騙到少許稿費便繼續向戲院進貢。有一次楊小樓在哈爾飛戲院演《長阪坡》，醉老讓我去了。回來後向他作簡單彙報，醉老就根據我說的情形寫了一篇劇評，一麵還對我說：“這下子好了，我聽戲也派代表了。人家不知底細還以為張醉丐整天‘泡’在戲園子裏呢！”那一陣子醉老每天要給《小實報》寫打油詩，有一個專欄。有時發稿在即，而詩料尚無著落，我便在一旁湊趣，說點馬路新聞或看戲所見，醉老都細大不捐地予以采納。等稿件發表，醉老便分潤我一點稿酬，並說：“拿去聽戲吧。”記得有一次醉老的詩題為《三出好戲虎豬羊》，就是由我提供的素材。大意是：一個人自詡為譚派票友，並擬彩唱三天，戲碼是《洪羊洞》、《捉放曹》和《碰碑》。其實他一出也不會。到了現場，觀眾並未看見這位“譚派票友”。事後問起，他說：“第一天我扮虎形（舊時演《洪羊洞》‘病房前場’例上虎形，表示楊延昭是白虎星下凡，這虎被八賢王一箭射中）；第二天我扮呂伯奢家挨宰的豬；第三天我扮蘇武放牧的那隻‘老羊’。”這個詩料使醉老很高興，發稿後接連帶我看了兩場“楊小樓”。
由於經常買票看戲，所以對30年代各戲班演出所售的票價大體還有點印象。就我親身經曆，最便宜的是“富連成”在廣和樓演日場時所售的票價，前排每張隻賣三角五，加上“娛樂捐”、“慈善捐”（當時每張票都必須附加捐稅），約四角掛零。如富社演夜戲，則票價每張四角，加捐後為四角六分，不論在華樂（一般是星期四、五、六、日），或在哈爾飛（每周一、二固定演出），都是這個數目。中華戲校在吉祥戲院演日夜場，票價與此相同。一般初出茅廬的女演員（當時稱為坤角）每票不過六、七、八角。票價最貴的是梅蘭芳。1932年我隨一位父執在中和園（也許是華樂，我記不清了）看《牢獄鴛鴦》，這是我第一次看梅先生的戲，前排票價已每張二元。程硯秋自巴黎歸國，組秋聲社，每周在中和戲院定期上演，票價每張一元二，加捐後為一元三角六分。馬連良的扶風社也與程同樣票價。高（慶奎）郝（壽臣）同台或楊（小樓）郝同台，票價都在一元以上。其他老生挑班者如言菊朋、王又宸、雷喜福、譚富英等，前排每票不過七、八、九角，最多不超過一元，加捐在外。年末大義務戲則前排每票五元。我看義務戲大都隨先母或舅父同往；如果自己買票，隻能坐後排或樓上了。從1934年秋至1936年暑假，除了上學以外，大部分生涯都是在戲院裏度過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