當時城內外戲院買票情況並不一樣。東城的吉祥和西城的哈爾飛，一般都由售票處預售戲票。每場均有一張“票板”（座位表）供觀眾選擇，賣出一張票就畫掉一個座號。人們隻要早一兩天去買，總不致向隅。記得吉祥戲院的售票員是一位姓宋的老先生，他因我常去看戲而同我結為“忘年交”，經常給我留票，卻不多收我的錢。有時臨時動念去看戲，他也能滿足我的要求。記得楊小樓在吉祥，有一次演出多年不露的《五人義》，我的十二舅父傅洲生先生一生最愛看《五人義》，不論誰唱這出戲，他都非看不可。這一次我外出剛到家，不等我吃飯就催我去吉祥臨時買票，居然還搞到兩張前排票。這都靠了那位宋老先生的成全。盧溝橋事變後，我由天津重到北京，就再也沒有見到這位宋老了。至今我還很想念他。
如果到城外看戲，不論上哪家戲院，隻要多花點錢，根本不用預先買票。售票處雖有“票板”，而好座位卻都捏在所謂“茶房”手中。這些人的雅號叫“案目”，後來在上海則被人稱作“黃牛”。他們用高於票價的代價向熟人出售較好的座位。隻要是常去光顧的觀眾，他們心中大抵有一本賬。隻要你在開場時或正戲上場前趕到戲院，即使比較陌生一點的人也不愁看不上戲，用這種方式叫作“買飛票”。1934年秋餘叔岩在開明戲院為湖北賑災義演《打棍出箱》，前排雖每票五元，卻仍然萬人空巷。我因票價昂貴不敢問津，隻能在家裏聽無線電播音過癮。後來讀到馬敘倫先生寫的一段筆記，說他那天臨時動念去開明看了叔岩這場戲。我想，馬夷老一定是通過買飛票的渠道成為座上客的。因為當時報紙上幾天以前就登出客滿消息，臨時從售票處肯定是買不到票的。
“飛票”的陋習一直延續到50年代全國私營企業實行公私合營的前夕。我在50年代初的一個晚上，還臨時從“茶房”手中以買飛票的方式看到李少春、葉盛章合演的拿手傑作《三岔口》（那時還是照老路演出的），地點是在今天的大眾劇場。這是我最後一次通過買飛票看戲了。事隔30多年，時至今日，也值得大書特書一筆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