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年來我已多次在拙文中談及，自己所以成為戲迷，是同從小聽留聲機唱片分不開的。寒齋的唱片最早是先祖買給先父聽的，這一批老古董成為我兒童時代聽京戲的啟蒙教材。1929年，蓓開公司、開明公司幾乎同時開業，高亭、勝利等公司也紛紛邀請著名演員錄製新唱片。當時書坊為滿足顧客需要，也爭印“大戲考”一類專門收錄唱片的唱詞彙編，隻要有這樣一套書，想收藏唱片便可“按圖索驥”。這時我隻是一個小學生，除偶爾纏著先祖母和先母為我買一些唱片外，想充分滿足買唱片的欲求是根本不可能的，於是我便想走“自力更生”的道路。一年到頭，家裏給的少量零用錢很難集腋成裘，唯一的大宗收入就是過舊年所得的壓歲錢。記得1931年，當時虛齡十歲，我以35元現洋買了一台高亭公司出產的方盒式留聲機，可以兼聽鑽針片和鋼針片。直到今天，它雖已“老態龍鍾”，仍擺在我的書齋裏，供我偶一使用。這台留聲機在“十年浩劫”中當紅衛兵抄家時曾被認作一種秘密武器而給搞得遍體鱗傷，後經二小兒耐心修繕，才得苟延殘喘沒有報廢。今日追懷，堪稱“佳話”。
說到買唱片，不妨把話說得遠一點。我1932年以前所收藏的唱片都是在哈爾濱的幾家大百貨公司裏買的。當時道裏有公和利、阜和昶等公司，道外有同義慶商店（“道裏”、“道外”均為哈爾濱地名），都是我經常“光顧”的地方。有的售貨員已認得我這乳臭未幹的孩子，有時到了新貨，還主動推薦；即使買不起，售貨員也慷慨地放給我聽。有些唱片，還是那時聽後的印象，過了幾十年才買到手的。我對那幾位和藹可親的售貨員至今懷有敬意和感激之情。1932年回到北京，經常去的是王府井幾家商店。當時如亨得利等鍾表店，大都兼售唱片。記得那時有一家勝利公司唱片經銷部，專賣中西勝利唱片，地址位於今百貨大樓迤北，我也不時進去走走。敵偽統治時期王府井南口有一家樂器店，地址約在今新華書店迤北，裏麵也出售唱片。其特點是在櫃台上總擺著好幾堆唱片，任顧客翻來覆去地揀擇。我在那裏曾買到不少當時已經絕版的佳品。那時經常偕我同行、並不時為我出謀劃策的是表兄傅和孫先生。他長我十歲，自先母於1960年病故，已近30年未再謀麵。“文革”中聽說表嫂受驚嚇患腦溢血症逝世，他也從城裏遷住東郊。如果健在，祝他長壽。
從1936年我遷至天津，大量唱片都是在當時泰康商場樓下的隆記商行買的。後來在天津北洋戲院對麵的隆聲商行和梨棧大街（今和平路）的瑞和隆唱片行也買過一部分。40年代以後，新唱片日益減少，舊唱片日益增多，隆記商行終於歇了業。我也便由跑商店改為逛商場，因為當時舊唱片貨攤多集中在天祥市場和勸業場的樓上，而天祥尤多。偕行者則為舍弟同賓。1946年我結婚以後，我妻子偶爾也陪我兜上幾圈。記得建國初期，老友華粹深教授與我本為同好，我們一有空便聯袂去逛舊唱片攤，各取所需。每盡興而歸。有一次，南開大學教授孟誌孫先生也與我和粹老同遊。孟老對此毫無興趣，卻礙於情麵不得不勉強奉陪。結果我和粹老連揀帶聽，更與攤販討價還價，流連了三四個小時，尚且餘興未盡。而孟老則鵠立靜候，兩足酸麻，到後來竟麵色蒼白，冷汗不止。分手時孟老長歎曰：“今日真舍命陪君子也！下回我再也不來了。”今孟、華二老皆為古人，我自己也白發盈顛，追想昔年同遊之樂，恍如隔世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