最近一個時期討論婦女文學及女性作家之風頗為流行。在評價古今女性作家的意見中，有這樣一種觀點——古代的女作家由於受封建文化與封建禮教的影響和約束，即使像李清照這樣的著名女詞人，她的作品也不如20世紀的冰心老人。
李清照之所以不為今日的評論家所看重，最主要的一條理由是：李清照的詞是“婉約”派，缺乏“陽剛”之美。
我以為這樣臧否古人未免有點簡單化。首先，拿九百年前的李清照同20世紀受過五四洗禮的冰心老人來進行比較，這本身就不夠科學。撇開這一點不談，說李清照的詞是“婉約”風格的作品，因此便予以貶低乃至否定，也是不妥當的。李清照的詞誠然有“婉約”之作，但也有非“婉約”之作。如有名的[漁家傲]，便為古今評論者指為典型的“豪放”體。即如膾炙人口的[聲聲慢]，開頭的三句“尋尋覓覓，冷冷清清，淒淒慘慘戚戚”，句句直抒胸臆，既不“婉”又不“約”，至少是無法用“婉約”這一概念來強加於它的。如果硬是要把李清照的詞與冰心老人的作品相比，那我想問一句：冰心老人的散文和新詩，比如她的《寄小讀者》和《繁星》兩本集子，難道就不是“婉約”之作麼？
由此可見，“婉約”對“豪放”而言，隻是兩種不同的風格而已，其本身並不意含褒貶。“婉約”不同於朦朧晦澀，“豪放”不同於獷悍粗野；即使是粗獷或朦朧之作，尚不能一棍子打死，何況詩詞散文本身，原允許用“婉約”的手法來抒寫，怎麼能認為凡“婉約”之作都是受到舊文化、舊禮教的束縛，從而一概加以否定呢？
關於“陽剛”和“陰柔”兩個概念，其源蓋出於桐城派古文名家姚鼐的《複魯絮非書》，也是指文章風格的不同，其間亦並非含有褒揚或貶抑之意。當然，陽剛一類的作品由於作者的感情激昂慷慨，讀者易於被感染、被打動，往往受到更多人的喜愛，但非“陽剛”的及至屬於“陰柔”一類的作品，也並非一律都應批判和否定，有時一首詩中，作者所表達的思想感情往往剛柔相濟，陰陽互見，上句豪邁激昂，下句委婉低回，又當如何去評價呢？這裏姑舉魯迅一首著名的七律“慣於長夜過春時”為例。任何讀者都能領會“忍看朋輩成新鬼，怒向刀叢覓小詩”這五、六兩句的“陽剛”之美；但開頭結尾的一、二、七、八諸句，即“慣於長夜過春時，挈婦將雛鬢有絲”和“吟罷低眉無寫處，月光如水照緇衣”，則以含蓄蘊藉之筆出之，而更見其感情的深摯和思想的力度。片麵地說它是“陽剛”或“陰柔”類型之作，都嫌不夠恰當。難道我們分析作品可以如此生搬硬套麼？
總之，婉約與豪放，陽剛與陰柔，原是矛盾統一體的兩個方麵。無婉約便無所謂豪放，無陰柔亦無所謂陽剛。對它們之間更不應有所軒輊，而有什麼優劣之分。因此，評李清照的詞而以“婉約”責之，不唯不知李清照，抑且不知何謂文學。
1998年2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