最近讀了幾位老同誌的回憶專著，有季羨林先生的《牛棚雜憶》，周一良先生的《畢竟是書生》和韋君宜先生的《思痛錄》等，寫得都十分感人。而周一良先生在最近一期的《讀書》上更口授一短文，提到在十年浩劫中他和整他的紅衛兵都是受蒙騙者，所以一良先生從不寬恕那個整他整得最殘酷、最凶狠的紅衛兵而最後終於寬恕了他，並引魯迅《題三義塔》詩的末二句以表明自己的心跡：“度盡劫波兄弟在，相逢一笑泯恩仇。”這使我感慨係之。更由於浮想聯翩，乃想到魯迅在逝世前一個多月寫的一篇相當於遺囑性質的短文——《死》。在《死》中，魯迅有一段名言，曾被多少人引述；為了說明問題，這裏也照抄一遍：
我的怨敵可謂多矣，倘有新式的人問起我來，怎麼回答呢？我想了一想，決定的是：讓他們怨恨去，我也一個都不寬恕。
孤立地來看，一詩一文，魯迅的態度是否有點互相矛盾？仔細推敲，我認為魯迅詩中之意和遺文所囑，完全是兩回事。在《死》中還有兩條文字可與上引的一段話互參，則道理愈加明白。那是第六和第七兩條：“別人應許給你的事物，不可當真。”“損著別人的牙眼，卻反對報複、主張寬容的人，萬勿和他接近。”可見所謂“寬容”，是有真有假、或有私或無私、有該寬容有不該寬容的。魯迅說的“一個都不寬恕”，是有他一定不寬恕的理由的。
在“文化大革命”中，受蒙騙者多矣。但受蒙騙與受蒙騙不同，有一般與特殊和量與質的不同。青年人血氣方剛，對知識分子妄施撻伐，可以說受蒙騙；但對人身慘施酷刑，極盡汙辱之能事，甚至隨意打死人、逼死人，我以為就不能輕易用“受蒙騙”這一簡單理由來開脫了。兒時父師曾用兩句話教導我：“無心之過謂之‘過’，有心之過謂之‘惡’。”從我自己的做人態度來說，如果有人無心損及我的牙眼，我對他們可予以諒解；如對方存心加害於己，我縱不與之計較，但從內心深處是不會寬恕他的。像周一良先生文中所談一個人在“文化大革命”中作為紅衛兵，對自己的老師極盡迫害之能事；及世風丕變；竟又想借重老師的威望學問，請老師給自己的文章撰寫序言以增光寵，這樣的便宜事都被自己占盡，即使一良先生寬容大度，不計前嫌，不念舊惡，如果這個紅衛兵本人尚有一絲良知未泯，也該捫心自問，自慚形穢吧。所以這樣的事如果被我攤上，我盡管不與那個整人的紅衛兵計較，但序言我是絕對不寫的。應該坦率承認，我沒有一良先生那樣寬宏大度。
至於魯迅“相逢一笑泯恩仇”的詩，是指中日兩國人民之間的睦鄰友誼。帝國主義的侵略行為不但給被侵略者帶來災難，而且也給侵略者本身的無辜人民帶來了痛苦。換言之，那些為侵略者所驅使的日本人民是無辜的，有些人也是受蒙騙的。當被侵略者覺醒並進行抵抗之後（魯迅在詩中都寫到了），曆史在前進，所謂“度盡劫波”，那自然可以“一笑泯恩仇”。血債隻能跟帝國主義侵略頭子算，兩國老百姓是可以言歸於好的。這同那些“有心為惡”者畢竟是不一樣的。所以對一良先生所引的魯迅詩句，請允許我持保留意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