所以，現在新的亞曆山大除了有一把利劍之外，還得有一支好筆。即使如此，他在征服別的國家時還是很少有更大的進展。
路易十四曾經想打破歐洲的這種均衡，而且在14世紀末他甚至不顧普遍反對他的敵對情緒，依然用傳統的方式進行戰爭，這是因為他的軍隊雖然是最強大、最富有的王國軍隊，然而就其性質而言，與其他的王國軍隊是沒有區別的。
在韃靼人時代，古代各民族時期以及中世紀，掠奪和破壞敵國地區都起了很重要的作用，然而這已不符合時代精神了，人們有理由把這種行為看做是無益的野蠻行為。這種行為很容易遭到對方的報複，而且它更多地針對的是敵國臣民，而不是敵國政府，這樣就不會起到什麼作用，隻能使敵國人民的文化程度永遠處於落後狀態。所以戰爭不僅在其運用的手段上，而且在其目標上，都越來越局限於軍隊本身。軍隊依靠要塞和幾個構築好工事的陣地就能形成一個國中之國，在其之內的戰爭因素便慢慢消失。整個歐洲都為這個趨勢而感到高興，而且把它看做是思想進步的必然結果。在這裏存在著一個誤解，因為思想進步從來就不會導致出現矛盾的結論，從來不會使二乘二等於五。這一點我們已經說過，而且在以後還要提到。盡管如此，這種變化對於廣大民眾來說還是起了很好的作用。不能否認的是，這一變化使得戰爭更純粹地成為政府的事，與民眾的參與積極性離去甚遠了。在這一時期，如果一個國家是進攻者，那麼它的作戰計劃大多是占領敵人的這個或那個地區；如果它是防禦者，那麼它的作戰計劃就是阻止敵人占領自己的地區；而各個戰局計劃就在於占領這個或那個要塞，或者是防止敵人占領自己的要塞。隻有在會戰是無法避免的時候，軍隊才尋求和進行會戰。如果有人在會戰不是不可避免時，隻是出於積極尋求勝利的心理而發起會戰，那麼就會被認為是魯莽的行動。一般情況下，一次戰局隻進行一次圍攻，最多進行兩次就結束了，而冬季已被認為是雙方軍隊的休戰期。在冬季的軍營中，一方的不利狀態決不會成為另一方的有利條件，雙方的接觸幾乎完全停止，冬季也就因此成為一次戰局和另一次戰局之間明顯的分界線。
如果雙方的力量十分均衡，或者進攻方是較弱的一方，這時也不會出現會戰和圍攻，戰局中所有的行動就是保住某些陣地和倉庫，或者是逐步占領敵人的一個地區。
隻要戰爭普遍是這樣進行的，那麼戰爭威力受到的自然限製就始終是直接和明顯的，人們在上述狀態中也不會發現什麼矛盾，會認為這一切都是最正常的。18世紀開始的對軍事藝術的評論隻注意了戰爭的個別問題，而沒有更多地考慮戰爭的開端和結局，於是就出現了各種各樣關於偉大和完美的統帥的說法，甚至連道恩元帥也似乎應該看做是偉大的統帥，盡管他的功績主要是讓腓特烈大帝完全達到了目的，而讓瑪麗亞?特利沙完全沒有達到目的。在那個時候，間或出現過統觀全局的見解，也就是具有健全理智的見解，即認為如果擁有優勢兵力，就應該爭取某種積極的成果，這才是正確的。否則，一味地玩弄戰術技巧會把戰爭引向不利的局麵。
法國大革命爆發時的情況就是這樣的。奧地利和普魯士試圖運用它們外交式的戰爭藝術進行戰爭。不久，這種戰爭藝術就顯得不夠用了。人們當時按照習慣的方式觀察事物，把希望寄托在為數不多的軍隊上。但是，在1793年出現了意想不到的情況。戰爭突然又成為了人民的事情，成為了全部以公民自居的3000萬人的事情。在這裏我們不研究產生這種偉大現象的詳細情況，隻想討論由此產生的具有決定意義的結論。由於人民參加了戰爭，所以不是政府和軍隊，而是全體人民以其本身的力量來決定勝負。這時，戰爭中能使用的手段和能采取的行動已經沒有一定的界線了，投入到戰爭中的力量再也不會遇到任何阻力，這樣對敵人造成的危險也是最大的。
如果說整個革命戰爭在上述情況下還沒有使人充分感覺到它的威力，還沒有使人完全認識它就已經過去了；如果說革命的將領們沒有毫不停頓地向最後的目標前進，沒能摧毀歐洲的君主王朝；如果說德意誌的軍隊偶爾還能夠進行抵抗和幸運地阻擋住對方勝利的洪流，那麼產生這些情況的原因實際上還是在於法國人所進行的民眾戰爭尚不完善。這種不完善最初表現在普通的士兵身上，以後表現在將軍們的身上，最後在督政府時期表現在政府自己身上。
當這一切在拿破侖手中都趨於完善之後，這支依靠全體人民力量的軍隊就信心百倍地踏遍歐洲，在任何舊式軍隊麵前從沒有過猶豫。反抗的力量還是及時地蘇醒了。在西班牙，戰爭變成了人民的事情。在奧地利，1809年政府首先采取了異乎尋常的措施，組織了預備隊和後備軍，這樣就使戰爭接近了人民戰爭，政府的所作所為比它以前認為可能做到的事情還要多。俄國在1812年仿效了西班牙和奧地利，由於這個國家幅員遼闊，即使較遲的準備也能產生效果，進而擴大了這種效果，直至最後取得輝煌的戰果。在德意誌，普魯士首先奮起行動，把戰爭變成了人民的事情，在人口減少了一半和嚴重缺乏金錢和貸款的情況下，使兵力比1806年多了一倍。德意誌的其他各邦也都先後仿效了普魯士的先例。奧地利所做的努力雖然比1809年小，但是也出動了相當大的兵力。如果把參加戰爭的和傷亡的人員都計算在內，德意誌和俄國在1813和1814年兩次對法戰爭中大約使用了100萬人。
在這種情況下，作戰的威力也比以前提高了，雖然還沒有達到法軍的水平，在某些方麵，畏縮情緒仍占主要地位，但是總的來說，戰局已經不是按照舊的方式，而是按照新的方式進行了。8個月後，戰場已經從奧德河轉移到塞納河，驕傲的巴黎不得不第一次低下頭來，可怕的拿破侖也被捆綁著倒在了地上。
自從拿破侖出現以後，戰爭首先在發動戰爭的一方，以後又在另一方變成全體人民的事情，於是戰爭獲得了完全不同的性質，或者更準確地說，戰爭已十分接近其真正的性質，接近其絕對完善的形態。戰爭中所使用的手段已經沒有了明顯的界限，這種界限已經消失在政府及其臣民的狂熱和熱情之中。隨著手段增多，可能取得戰果的範圍也增大了。由於人們的熱情極為強烈，作戰的威力也得到了很大的提高，打垮敵人就成為了軍事行動的目標。隻有當敵人俯首稱臣時，才可以停止行動，可以有目的地進行談判。
於是戰爭因素從一切因循守舊的桎梏中解脫了出來，爆發出它原有的力量，因為各國的人民參加了這項重大活動。而且各國人民之所以參加，一方麵是因為法國革命對各國產生的影響，另一方麵是因為他們遭到了法國人的威脅。
那麼，上述情況是否將一直存在呢？將來歐洲的所有戰爭是否都是動用全國力量，因而隻是為了各國人民的重大切身利益才進行，或者政府是否又會逐漸脫離人民呢？這是很難確定的，至少我們不想武斷地做出結論。不過，人們會同意我們下麵的看法：隻有當人們對某種可能性還沒有意識到的時候，才存在那些桎梏，這些桎梏一旦被打破，就不容易再重新出現。至少，每當發生重大的利害關係時，雙方的敵對情緒隻能用今天這樣的戰爭方式來解決。
我們對曆史的考察到此為止。我們進行這種考察並不是要匆忙地為每個時代規定一些基本原則，而僅僅是想指出，每個時代的戰爭都有那個時代的特征，各有其特有的條件和限製範圍。盡管有人處心積慮地根據哲學原理來製定戰爭理論，然而每個時代依然保留有自己的戰爭理論。所以在判斷各個時代發生的事件時，必須考慮各個時代的特點，隻有那些不拘泥於細節，而是從全局出發觀察事物，深入了解每個時代特點的人，才能對當時的指揮有正確的了解和評價。
但是，受國家和軍隊的特殊條件所限製的那些作戰方法，必然會帶有一些普遍性的東西，甚至是完全具有普遍性的東西，這些東西是理論首先所應該研究的。
最近以來，戰爭獲得了絕對的形態，戰爭含有普遍適用和必然性的東西是最多的。正像戰爭一旦突破了桎梏就不可能被重新束縛一樣，將來的戰爭也難以具有這種規模巨大的特性。如果理論隻研究這種絕對戰爭，那麼它就會把戰爭性質由於外來影響而發生變化的所有情況都排斥在外，或者把這些情況斥責為錯誤。這不可能是理論的目的，因為理論應該是研究現實情況下的戰爭，而不是研究理想狀態下的戰爭。因此理論在考察、區別和整理各種事物的時候，永遠都要考慮產生戰爭的各種情況的多樣性；理論在確定戰爭的大致輪廓時，應該考慮時代和當時情況的需要。
綜上所述，我們必須指出，進行戰爭的人提出的目標和采取的手段，是根據他所處的具體情況確定的，同時又具有時代和一般情況的特征，最後它們還要服從於由戰爭的性質中必然得出的一般結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