但羅馬共和國是個例外，尤其是在羅馬共和國的晚期。為了爭奪物資和同其鄰國建立同盟，長期以來，羅馬共和國用少量的軍隊進行小規模的戰爭，逐漸地變得強大起來。但更多是通過與鄰近的國家結盟，通過結盟使鄰近的民族逐漸與自己的民族融合在一起，而不是通過真正的征服。在用這種方式把自己的力量擴展到整個意大利之後，它才真正開始了征服活動。迦太基滅亡了，西班牙和高盧被征服了，希臘屈服了，羅馬的統治延伸到了亞洲和埃及。這一時期它的軍隊是龐大的，但它並未為了維係軍隊而花費太多的力量，因為它占有了豐富的財富。這時它同古代的共和國就不一樣了，也同過去的自己不一樣了，它成了獨一無二的大國。
亞曆山大所進行的戰爭，就其方式來說也是獨一無二的。他的軍隊人數較少，以內部組織完善而著稱。他用這支軍隊摧毀了一些亞洲國家的腐朽統治。他毫不停頓、無所顧忌地在遼闊的亞洲進軍，直到印度。共和國是做不到這一點的。隻有國王親自指揮的軍隊，才能如此果敢快速，這時國王本人就像是他自己的雇傭軍的隊長一樣。
中世紀大大小小的君主國都是用封建軍隊來進行戰爭的。一切行動都隻能是短暫的，所有在這個短時間裏無法完成的行動，都被看做是無法實施的行動。這種封建軍隊是由封建從屬關係聯結在一起的各個部分組成的。聯係它們的紐帶，一半是法定的義務，一半是自願的同盟，整個軍隊是一個真正的邦聯體。武器裝備和戰術都是以武力自衛和個人戰鬥為基礎的，所以這對於較大兵力的配合作戰而言就顯得不夠靈活。在曆史上還從未有過，國家的結構是如此鬆散，每個成員是如此的自主。所有這些使這一時期的戰爭具有特定的形式。這些戰爭進展迅速，軍隊很少在戰場上停留，戰爭目的大多數在於懲罰，而不是打垮敵人；他們隻是掠奪敵人的牲畜，燒掉敵人的城堡，然後就回家。
大的商業城市和小的共和國使用雇傭兵進行戰爭。雇傭軍傭金極高，在人數上很受限製。他們所發揮的戰鬥積極性並不高，就更談不上把全部的精力投入到戰鬥中了，他們在戰鬥中大多隻是做做樣子而已。總之，仇恨和敵對情緒已經不再能使雙方國家采取行動，而是變成了交易的商品。戰爭中的大部分危險已不存在，戰爭的性質已完全改變，根據戰爭的性質而確定的一切，再也不適用這種戰爭了。
這種封建領地製度在以後逐漸演變為對整個領土的統治，國家的職能更為明確，人身義務變成了實物義務，其中大多數的義務被支付金錢所取代，封建的軍隊被領取軍餉的士兵所取代。雇傭軍是它們的過渡形式，在一段時間裏也是一些大國的工具。然而這段時間並不很長，很快短期的雇傭兵就變成了長期領軍餉的士兵，各國的軍隊變成了基於國家財力基礎上的領取軍餉的常備軍。
軍隊漸漸地向常備軍這個方向發展，很自然地就出現了三種類型的軍隊以多種方式並存的情況。在亨利四世時期，已經是封建軍隊、雇傭軍和常備軍同時並存。直到三十年戰爭時還有雇傭軍，甚至到了18世紀，還存在著一些個別的人數很少的雇傭軍。
就像不同時期的軍隊存在的形式不同一樣，歐洲各國的情況也是很不相同的。歐洲當時基本上分裂為若幹小國，一部分是不穩定的共和國，一部分是很小的、政府權力受到很大限製的、不鞏固的君主國。這樣的國家根本就不能看做是一個真正的統一體，充其量隻是一個由不同的力量鬆散聯係在一起的結合體，是不能夠根據簡明邏輯法則采取行動的國家。
人們必須依據這樣的觀點來觀察中世紀的外交政策和戰爭。試想德意誌皇帝在500年中對意大利的征伐，這些皇帝從來就沒有徹底占領意大利，或者他們從來就未有過這種想法，如果把這種情況作為一個屢次出現的錯誤和一個具有時代特色的錯誤，那麼一切都變得很簡單。但是，更理智的看法是把這種情況視為由上百種重要因素共同形成的，這些因素雖然人所共知，卻不能像同這些因素直接聯係的當事人那樣了解得那麼透徹。
那些從混亂因素中浮現出來的大國，隻要它們還需要時間來鞏固和發展自己，那麼它們就隻能把力量主要用在鞏固和發展自身實力上，所以這些大國很少發動反對外敵的戰爭。即使這些大國發動了反對外敵的戰爭，在戰爭中它們還是會表現出自身的不鞏固。
英國對抗法國的戰爭是最早的這一類戰爭。當時法國還不是一個真正的君主國，而是一個由公國和侯爵領地組成的結合體。英國看起來雖然更像一個統一體，但是它仍然是用封建軍隊進行戰爭的，而且國內也不穩定。
在路易十一時期，法國朝著內部統一的方向邁出了一大步，在查理八世時已成為能夠占領意大利的強國。到了路易十四時期，法國及其常備軍已經發展到了一個很高的程度。
西班牙在斐迪南時期就開始了統一，他通過偶然的聯姻在查理五世時期迅速形成一個由西班牙、勃艮第、德意誌和意大利組成的強大的西班牙王國。這個超級大國用金錢彌補了在統一和內部聯係方麵的欠缺，它的常備軍成了一支能夠首先同法國的常備軍相抗衡的軍隊。在查理五世退位以後，這個西班牙巨人分裂成兩個部分，即西班牙和奧地利。此後因為奧地利得到了波西米亞和匈牙利而實力大增，成為一個強國，並把德意誌聯邦像拖船一樣拖在自己後麵。在17世紀末路易十四時期，像我們在18世紀所見到的那種常備軍，在當時已經發展到了頂峰。這種軍隊是以招募和金錢為基礎的。當時的國家已經完成了真正的統一，各國政府也把臣民的義務變成了繳納錢財，國家的全部實力都集中在自己的金庫上。隨著文化的迅速進步和政府統治的不斷改善，國家實力同以前相比大大增強。法國在當時能派出幾十萬常備軍作戰，其他的強國也能派出相應數量的軍隊。
其他國家的情況也有了變化。歐洲分成了幾十個王國和幾個共和國，如果其中兩個國家進行一場大規模的戰爭，那麼這場戰爭肯定不會像以前那樣影響到20個別的國家。可能進行的政治聯係依然是多種多樣的，但是，人們現在可以從總的方麵觀察它們了，並且可以根據可能性來確定它們。
各個國家大多都變成了內部關係簡單的君主國，喪失了等級的權力和影響。政府成了一個完全的統一體，對外代表國家。在這種情況下，一個有獨立意誌的指揮官和英勇善戰的軍隊就能夠使戰爭具有同它的概念相符合的形態。
在這一時期也出現了三個類似亞曆山大的人物：古斯塔夫?阿道夫、查理十二和腓特烈大帝。他們都試圖用人數不多但組織完善的軍隊把小國建成大的王國，並且打敗所有的敵人。假如他們也同亞洲國家交過戰，那麼他們所扮演的角色就更像亞曆山大了。無論如何，人們都讚賞他們在戰爭中的冒險精神，並把他們看做是拿破侖的先驅。
戰爭在作戰力量和徹底性方麵獲得的東西，也會因為另一方麵的原因而再次失去。
軍隊是靠國庫來維持的。君主幾乎把國庫看做是他的個人錢櫃，或者至少也是政府的，而不是人民的東西。與其他國家的關係，除了一些商業活動外，大多隻涉及國庫或政府的利益，而不是人民的利益，這種看法在當時是普遍的。政府把自己視為巨大財產的占有者和管理者，努力使財產增加，臣民對此卻沒有多大興趣。在韃靼人出征時，整個部族都參與作戰，而在古代的共和國和中世紀，如果人民這個概念隻是指那些真正的國家公民，那麼參加作戰的就是大多數人。但在18世紀的這種情況下，人民根本就沒有直接參與作戰，而隻是通過他們普遍的良好品德或不足之處對戰爭產生間接的影響。
政府與人民相脫離，並把自己看做是國家，這樣就使得戰爭成為政府之間的、和國庫裏的金錢以及本國與外國的無業遊民有關的事情。這種情況所造成的後果是交戰雙方在戰爭中所使用的手段受到了很大的限製，交戰雙方都能判斷出對方的作戰規模和持續時間。這樣，戰爭中最危險的方麵就不存在了，即導致出現極端情況的行動，以及與此有關的一係列很難判斷的可能性都不存在了。
人們可以大概知道敵人有多少錢，多少財富和信用貸款，也可以知道敵人有多少軍隊。在戰爭期間使這些東西得以劇增是不可能的。了解了敵人的整個作戰力量，人們就可以對自己免遭徹底失敗有了很大的把握。如果人們明白了本身實力的局限性，就會去追求較小的目標。因為明白自己不會遭受極限的失敗，所以人們也就不去冒險爭取達到極限的勝利。這時，必然性已經不能驅使人們采取行動，隻有勇氣和榮譽感驅使著人們去追求勝利的極限，然而這種追求在國家關係中會受到很大的阻力。即使國王親任軍隊統帥，也不得不小心翼翼地對待戰爭工具。一旦軍隊被擊潰，就不能再重建，除了軍隊以外一無所有。這就要求人們在采取行動時要特別慎重，隻有在出現了能取得決定性勝利的大好時機下，才使用這種代價很高的作戰手段。創造這樣的機會就是統帥們的作戰藝術。在這樣的機會沒有出現以前，軍隊在一定程度上處於絕對的靜止狀態，沒有采取行動的理由。這時所有的作戰力量，也就是所有采取行動的動機，似乎都在靜止之中。進攻者原來的動機也消失在了謹慎和猶豫之中。
這樣的戰爭就其實質而言，已經變成了一種真正的紙牌遊戲，洗牌的是時間和偶然性。就其意義而言，這樣的戰爭是一種強硬的外交，一種有力的談判方式，會戰和圍攻是其中重要的外交文書。即使是榮譽感最強的人，其目標也不過是尋求適當的利益，以便在以後的議和中作為籌碼來使用。
正如人們所知道的那樣，戰爭的形態是很受限製且規模較小，這是因為戰爭所依賴的基礎過於狹窄。即使那些出色的統帥和國王，如古斯塔夫?阿道夫、查理十二和腓特烈大帝，以及他們優秀的軍隊都未能脫穎而出，超出一般的水平，因而也就不得不滿足於一般的戰果。這其中的原因在於歐洲存在著政治上的均衡。以前的歐洲存在著許多小國，它們之間是直接的自然的關係，由於距離較近，交往頻繁，所以就產生了親戚關係和個人友誼，這樣就可以阻止個別國家迅速強大起來。可是現在的國家變大了，國家中心之間的距離變遠了，阻止個別國家強大起來的工作就隻有由各國日益發展的外交事業來做。政治利益、政治上的吸引力和排斥已經發展成了一個非常發達的係統，以至於若是沒有所有政府的參與，在歐洲就不會出現槍炮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