前門樓子跟前開了座“老舍茶館”。朋友約我去坐。往八仙桌旁一坐，蓋碗一端，耳邊絲弦一響，心裏就騰的一熱！覺著北京城又像北京城了，我又生活在北京人中間了。如今30歲以下的北京人都沒見過茶館。這詞兒都是從老舍先生那出戲裏聽來的。
實打實地說，老北京的茶館並不是專供財主們消閑的地方。倒退幾十年，上哈德門、鼓樓、前門外的茶館看看，倒還是平民百姓居多。有的行業（比如拉排子車）工人找活幹，上茶館：夾包賣古玩的，上茶館；說合拉房纖的，上茶館；朋友聚會，編輯約稿，也上茶館。上茶館不光為了解渴，那是個交流信息、洽談生意、約朋會友的交際活動場所。說句新詞兒，是搞公共關係的方便所在。
茶館當然也是娛樂場。在舊社會，拉車的、趕腳的，大徒弟、小力笨，隻要一天能混飽兩頓窩窩頭，腰裏有倆閑錢，也想找點樂子。大劇院、跳舞場跟他們錢袋和喜好都沒緣分。走進茶館，一毛錢泡壺高末，二分錢聽個段子。這點享受費用還花得起，也花得值。不能管這叫資產階級生活方式！
有聽的，自然要有唱的，而適合茶館演出的莫過於曲藝評書，茶館就又成了藝人獻藝和練藝的場地。翻翻曲藝老藝人的自傳或簡曆，有幾個不是從茶館裏先唱出名的？我走“背字”的頭幾年，白天勞動完了，夜夜去茶館聽評書。今天能寫兩句“京味小說”，實在是從茶館得益匪淺。就這麼個群眾活動的去處、大眾娛樂之場所，說聲絕跡，居然就消失了幾十年。您說茶館得罪誰了？
近兩年跟著人“辦洋務”，有機會走出國門，反倒能坐坐茶館了。香港的“陸羽茶樓”，我有機會就去。看到香港的電影明星、新聞名人也常在那兒品茗談事，也算古為今用。紐約、洛杉磯的茶館我也去過，倒也座無虛席，並不比咖啡廳買賣差。小胡同裏的咖啡廳也比中國新引進的時髦咖啡廳地道，不光咖啡地道，排場地道，唱的流行歌也是原裝貨，可那兒照樣有中國茶館。我問一個弄電腦的美國朋友：“您是地道的洋人，怎麼不去喝咖啡要喝茶？”他說：“我喝咖啡，也喝茶。這是兩種不同的享受，不光味道兩樣，而且是兩種不同的文化氣氛。品品茶，聽聽評彈，領略一下東方情趣，生活不更多彩嗎？喝完了仍然去擺弄我的電腦，有何不好？坐茶館不礙現代化。”
當時我就想：我們在引進西方優秀的科學文化的同時也引進了咖啡廳和酒吧，這當然挺好（就是貴點！）。外國的茶館是從中國傳去的，生意不錯。咱能不能來個出口轉內銷呢？
我把這想法對朋友說，人家都笑我，說是“你這套想法跟你的小說一樣，全是翻過去的一頁了。現在人們要喝‘可口可樂’，‘雀巢咖啡’，跳霹靂舞，唱流行歌。誰進茶館聽大鼓書啊？落後，可憐，可悲！”
正當絕望之時，想不到憑空跳出個尹盛喜來！尹盛喜帶著幾個待業青年賣大碗茶，幾年間發了大財，如今握有千百萬的資財，成了“北京大碗茶商貿集團公司”總經理，當上了“北京市勞動模範”，榮獲“全國五一勞動獎章”。要說新潮，也夠新潮了。他竟投資把這個“老舍茶館”在前門箭樓旁邊開起來了。開張幾天，座無虛席，許多幾年不見的老朋友都在這兒見麵了。我來的這天，正碰上孫書筠和關學增來參加演唱。這兩位都年歲已高、息影舞台了，怎麼也來湊這個熱鬧？孫書筠說：“我唱了一輩子京韻大鼓，愛上了這門藝術，我怕它絕了。我這個年紀，說不定哪天就走了。趁著能活動，多為振興曲藝作點實事。茶館開張為曲藝提供了演出場地，咱出點力幫它發展興旺起來。”關學增說得更絕：“近來常有人打聽，關學增這人還有沒有？我怎麼沒有哇？這不好好的嗎？有，怎麼沒聽見他唱？我這幾年沒唱，你上哪兒聽去？退休了，我不能去給人家添亂，可我還想唱。有這個茶館就好了，沒事咱們就來聚聚，愛聽的聽，愛唱的唱。這也是一樂！”
也許有人說：坐茶館的這套生活方式已經過時了，維持不久。黃瓜白菜，各有所愛。有人愛去咖啡廳，就有人愛坐茶館。還是那位洋人說得在理：“坐茶館不礙現代化。”
至於能否維持長久，這就難說了：認真辦點事很不易，這茶館目前也還有不少難題。別看尹經理賣大碗茶能掙錢，賣小碗茶可要賠本。好在他明白這是在做文化投資，搞精神文明建設，有了賠錢的準備。話說回來，有這麼多熱心人幫助它，支持它；群眾——就算是一部分群眾吧，需要它，也未見得就沒有前程。北京還是有個茶館好。“老舍茶館”是個好兆頭！尹盛喜，您真有見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