長崎有一座石拱橋，共有兩孔，所以稱作眼鏡橋。是一九三四年，由興福寺的住持法定禪師修建的，在全日本是按中國形式建造的第一座橋。日本把它定為“重要文化財富”。站在這橋頭，我忽然覺得這長崎，就像橋的一端，而另一端則在上海。多少年來，長崎都是聯結中日兩國人民友誼的橋頭，即使在日本鎖國時期，長崎也被指定為開放口岸。直到今天，長崎仍是華僑最集中的地方。我在日本內地碰見好幾位僑胞，都是在長崎出生的。所以在日本旅行了一個時期後來到長崎，就有一種回家之感。
日本人民好客，而長崎作為門戶，更集中地表現出這一美德。它自從一五七一年（元龜二年）開為口岸以來，始終是日本和世界各國交往的接待站。日本人尊重那些為促進國際交往作出貢獻的人們，於是長崎保存下來豐富的珍貴的遺跡。
我到了傳說中“蝴蝶夫人”的舊居。給我極大感動的不是那所明治年間建造的英國花園洋房，而是日本人民的寬闊胸懷。那房屋的主人，是個往日本運輸軍火，並把它賣給各地藩主供其內戰使用，從而發了大財的買辦，是個很帶點經濟侵略意味的人物。我問日本朋友為什麼要紀念他，他們說，他有壞的一麵，可是他同時還帶來了西方的工業技術、現代文明，對於推動日本明治維新，起了不小的作用，算起總帳來，他對日本民族好的作用占主要，所以我們仍把他看作是朋友，對日本維新有貢獻的朋友。
在這位古蘭馬先生的住室裏，我驚訝地發現了“定遠號”軍艦上的舵輪。舵輪用紅木造成，直徑足有一米多。當年鄧世昌就是緊握著它，為了保衛祖國向日艦猛撞過去的。定遠艦後來被日本海軍撈起。古蘭馬尊敬鄧世昌的為人，花重價把它買了下來。鑲上幾塊板，作成一隻台麵，陳設在他的客廳裏。
和古蘭巴館相似，他們把十七世紀荷蘭人的“洋館”及其附近荷蘭風味的石板路，十九世紀法國人建造的木建築教堂，都作為國家指定的文物保護單位保存下來，而且仔細地加以修繕維護，讓它為促進各國人民的友好服務。
當然，保存最多的是中國建築。十七世紀中國僧人超然始建的崇福寺，後來又由華僑出資，並從福建請來匠人，運來磚瓦木石，把它建成一座精美宏偉的中國式廟宇，裏邊供有我們熟悉的關公等神像，如今已被定為日本的國寶。裏邊有一口一六八二年長崎大饑荒時，該寺舍粥用的大鍋，至今完好如初。我看到這些，不由得想起我們國內像這樣可列為國寶的文物，真是多到不可勝數。可是遭遇呢，隻得欲說還休。十年浩劫，真叫人肝腸痛斷。我有時想，在我們宣傳“文化大革命”出土文物同時，是否也談談“文化大革命”遭劫的國寶？像“四人幫”這樣不尊重自己民族寶貴遺產的敗類，不僅是中國人民的敵人，也是世界文明的敵人。此外，建國以來黨和政府花了很大力量作的保護、恢複工作，這些年也遭到了一些愚昧短視的公民們的破壞。有個日本朋友聽說我愛人在河北省工作，就向我打聽黃粱夢遺跡。我說有幾位文物工作者正在那裏維修整理。但我沒好說前些年那地方作機關，作黨校，把正做夢的盧生的腦袋都敲了下來。邯鄲的趙王古城，是比日本平城京遺址更古老的都城遺址，如今還種著麥子，到處是挖沙的坑。一座工廠就建在都城的遺跡之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