長崎有一座石拱橋,共有兩孔,所以稱作眼鏡橋。是一九三四年,由興福寺的住持法定禪師修建的,在全日本是按中國形式建造的第一座橋。日本把它定為“重要文化財富”。站在這橋頭,我忽然覺得這長崎,就像橋的一端,而另一端則在上海。多少年來,長崎都是聯結中日兩國人民友誼的橋頭,即使在日本鎖國時期,長崎也被指定為開放口岸。直到今天,長崎仍是華僑最集中的地方。我在日本內地碰見好幾位僑胞,都是在長崎出生的。所以在日本旅行了一個時期後來到長崎,就有一種回家之感。
日本人民好客,而長崎作為門戶,更集中地表現出這一美德。它自從一五七一年(元龜二年)開為口岸以來,始終是日本和世界各國交往的接待站。日本人尊重那些為促進國際交往作出貢獻的人們,於是長崎保存下來豐富的珍貴的遺跡。
我到了傳說中“蝴蝶夫人”的舊居。給我極大感動的不是那所明治年間建造的英國花園洋房,而是日本人民的寬闊胸懷。那房屋的主人,是個往日本運輸軍火,並把它賣給各地藩主供其內戰使用,從而發了大財的買辦,是個很帶點經濟侵略意味的人物。我問日本朋友為什麼要紀念他,他們說,他有壞的一麵,可是他同時還帶來了西方的工業技術、現代文明,對於推動日本明治維新,起了不小的作用,算起總帳來,他對日本民族好的作用占主要,所以我們仍把他看作是朋友,對日本維新有貢獻的朋友。
在這位古蘭馬先生的住室裏,我驚訝地發現了“定遠號”軍艦上的舵輪。舵輪用紅木造成,直徑足有一米多。當年鄧世昌就是緊握著它,為了保衛祖國向日艦猛撞過去的。定遠艦後來被日本海軍撈起。古蘭馬尊敬鄧世昌的為人,花重價把它買了下來。鑲上幾塊板,作成一隻台麵,陳設在他的客廳裏。
和古蘭巴館相似,他們把十七世紀荷蘭人的“洋館”及其附近荷蘭風味的石板路,十九世紀法國人建造的木建築教堂,都作為國家指定的文物保護單位保存下來,而且仔細地加以修繕維護,讓它為促進各國人民的友好服務。
當然,保存最多的是中國建築。十七世紀中國僧人超然始建的崇福寺,後來又由華僑出資,並從福建請來匠人,運來磚瓦木石,把它建成一座精美宏偉的中國式廟宇,裏邊供有我們熟悉的關公等神像,如今已被定為日本的國寶。裏邊有一口一六八二年長崎大饑荒時,該寺舍粥用的大鍋,至今完好如初。我看到這些,不由得想起我們國內像這樣可列為國寶的文物,真是多到不可勝數。可是遭遇呢,隻得欲說還休。十年浩劫,真叫人肝腸痛斷。我有時想,在我們宣傳“文化大革命”出土文物同時,是否也談談“文化大革命”遭劫的國寶?像“四人幫”這樣不尊重自己民族寶貴遺產的敗類,不僅是中國人民的敵人,也是世界文明的敵人。此外,建國以來黨和政府花了很大力量作的保護、恢複工作,這些年也遭到了一些愚昧短視的公民們的破壞。有個日本朋友聽說我愛人在河北省工作,就向我打聽黃粱夢遺跡。我說有幾位文物工作者正在那裏維修整理。但我沒好說前些年那地方作機關,作黨校,把正做夢的盧生的腦袋都敲了下來。邯鄲的趙王古城,是比日本平城京遺址更古老的都城遺址,如今還種著麥子,到處是挖沙的坑。一座工廠就建在都城的遺跡之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