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日兩國人民的友誼，像一本珍貴的宋版書，有一兩頁被蟲吃鼠咬、水浸煙熏、殘被汙損了。雖然令人痛心，好在究竟是一兩頁。即使在這一兩頁中，透過蝕痕水跡，也不難發現美句華章。我們這代人的責任是總結教訓，把續集寫好。
今年去日本，見聞不少。久久縈回於心者，莫過於朋友們的赤誠相待。訪問活動中許多美好篇章，暫且不談，隻就事務局的幾個同事身上取材，怕也非一篇短文所能寫盡。事務局，就是歡迎中國作家代表團委員會的工作班子。所以稱“同事”不稱“朋友”，因為我兼任代表團秘書，日日夜夜和他們共事，早已模糊了主客內外的界線，變作共同工作的夥伴了。
從北京剛到成田機場，就發現個小紕漏：巴金同誌的衣箱不見了。和機場日本朋友商量；與中國民航工作人員聯係；打電話往北京詢問；弄明白那箱子擅離職守，自己上了飛往上海的飛機時，已過去了四五十分鍾。這時外邊在下雨，一見到許多朋友遠道自東京來迎接，一直在外邊等候，我們都很不安，等候的人裏就有西園寺公一先生。先生腿腳欠佳，一直拄著手杖在那裏站著。巴金、冰心、林林等同誌趕過去表示歉意，他卻搶先問：“怎麼樣，行李能找到嗎？不會影響使用嗎？”我們說：“對不起，叫您久等了。”他說：“我等你們來又不是自今天才開始。”
這以後我就總見他深夜還在和事務局的朋友商量我們的活動日程和生活安排。事務局的工作很繁忙，大至首相接見，小至替我們發一封信、送一盒防暈車的藥，無不仔細安排。西公拄著手杖、拖著病腿，忙忙碌碌而樂在其中，有空還參加“小字輩”的說笑。我們幾個較年輕的人，在一起混熟了，無話不談。有一天大家開玩笑，為了一件現代化設施的事，你說我是北京土包子，我說你是東京土包子，有人指著一晃（即西園寺公一先生的兒子西園寺一晃）說：“他是國際土包子！”西公在旁聽見，哈哈大笑說：“我也是土包子，老土包子！”
我們臨回國前，西公從東京趕到長崎為我們送行，一直送到機場，飛機起飛了還不肯離開窗口。登機前我跟他告別說：“您大概是中國人民，特別是北京人最熟的老朋友了。隻要電視上一見到您，連小孩子也喊西園寺先生！”他幽默地說：“那是他們認得這副眼鏡吧？”我說：“您為中日友好所作的貢獻，有幾個人不知道呢，希望您保重身體，希望在北京再見到您！”他說：“北京我要去，內蒙古我還沒去過，也要去。可是我太老了，我計劃再活兩年就去找周總理呢！我總在想念他。”我說：“總理在天上也會祝您健康長壽的。”
說到事務局，我不能忘記清水正夫先生和秋岡家榮先生。
清水先生高雅大度，秋岡先生老成持重，事務局的擔子大部壓在他們二人身上。代表團的人早已入睡了，他們還一分鍾一分鍾，一件事一件事在安排下一天或下一站的活動日程，常常工作到早晨一兩點鍾，我就沒見過他們什麼時候有疲倦和鬆懈的狀態。特別是清水先生，你在什麼時候見到他，領帶總那麼緊，腰板總那麼直，從哪裏也找不出年滿花甲的跡象。我工作經驗少，總有些事情要和先生商量，其中包括一些不那麼順暢好辦的事情。每逢這時刻，清水先生總是替我著想，一連提出幾個方案叫我選擇，秋岡先生則協助出謀劃策，而最後又總是他們把困難攬下來使我的擔子輕一點。那種體貼入微、通達權變的情形，使覺得這不是在外國與外國朋友共事，到像和兩位老大哥相處，在他們的體諒與關照下學習作事作人。我有在外事崗位上工作的朋友，聽說過他們有時碰到的情況，所以對日本朋友那種重友情、顧全麵的作風就格外體會得深刻。在對我個人的關心上，就更難使我忘懷了。清水先生到北京商量事情時，就曾向公木同誌打聽過：“聽說鄧友梅先生少年時代在日本勞動過，是這樣嗎？”到日本後，事務局要大家提一下誰想見什麼人？誰有什麼個人要求？我怕增加麻煩，沒有吭聲。可是臨去廣島前，清水先生和秋岡先生在吃飯時就關切地問：“你不想到你小時候住的地方去看看嗎？我們安排一下好不好？”秋岡先生還自告奮勇地說：“我陪你一起去！”
秋岡先生是有名的記者和為日中友好多年奮鬥的社會活動家。今年是他退休的年頭，他把陪同中國作家代表團作為他在職期間的最後一個任務。我們四月十七日回國，他十八日辦理退休手續。他是前輩，竟親自照料我去單獨訪問，為我作翻譯，使得我這次重訪故地，順利滿足，永遠難忘。但一想起他這麼大年紀，還陪我奔波勞累，對我細心照顧，心中總是不安。
事務局裏還有兩位女士，在從成田到東京的路上就引起了我的注意。一位五十多歲，穿一件中國蠟染的對襟小褂，安詳和善，不時地向大家點頭微笑，看上去是個標準的華北農村老大姐。另一位典型的日本衣飾和發式，卻是一口地地道道北京話：“瞧您身子骨多硬朗，坐飛機沒頭暈什麼的吧？”
年輕的姓高橋，這是夫姓。在東京工作的中國同誌和北京的老熟人全親切地喊她“小八木！”“小八木！”“唉！”答應得別提多脆崩。她父親八木寬曾和我們並肩作戰，解放後又在廣播事業局任專家多年。她是在中國長大的，北京大學的學生。我說：“你得算我們北京姑娘。”她說：“不，我是中日友好的化身。”可就是這位“化身”，也曾為中日兩國人民的友誼前途擔過心，流過淚。“四人幫”瘋狂時把個張鐵生派到日本去“現身說法”，宣傳“知識無用論”。小八木被派來翻譯。那些人的狂妄粗野，她隻能咽在肚子裏，為了維護兩國人民的友好情誼，再氣惱也不願說出去，可她的心無時不被撕裂著。日本兒童用天真純潔的小手誠心誠意作了些手工作業，請他們帶給中國的孩子們，這位白卷英雄偽善地答應著收下來，一進旅館當著小八木麵就撕成碎片，揉成一團，扔進垃圾箱。小八木受著雙重折磨：作為日本青年，她感到民族自尊心受到侮辱；作為：“中國姑娘”，她覺著丟人現眼。她氣得渾身發抖又不便於發作，隻好躲到無人處一人痛哭。打倒“四人幫”的消息一傳來，她真是欣喜若狂，那種第二次得解放的心情是不亞於我們住在中國的人們。她來到中國作家代表團，像是回了老家，一天到晚笑嘻嘻地忙個不停。當然，她的工作也並非挑不出毛病來，比如，盡管中國話那麼地道，在公開場合一稱呼“巴金先生”、“冰心先生”還總是有些別扭，沒有喊叔叔阿姨來得自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