穿印花布的大姐是著名的女作家豐田正子，已故作家江馬修先生的夫人。她從小當工人，靠自學闖上文學道路的。有一天她陪我們去日光城，在五十多層的樓頂上，她滿懷深情地告訴我這座高層建築物所矗立的地方，就是以前的巢鴨監獄。許多革命誌士，包括小林多喜二，都在這裏被拘禁過，甚至在這裏度過了他們人生的最後時間。談到這些時，她眼裏含著淚光。她問及我少年時在日本做工的情形。說起那時的苦難生活，在座的幾個青年朋友，都很驚詫，他們大多沒趕上，可能也很少聽說。隻有豐田女士沉默地點著頭，不斷地說：“是這樣，那種生活我也經曆過，不會忘記的。”
巴金同誌要在《朝日新聞》社禮堂演講，小八木把稿子譯出後，認為自己修養差，怕不能把演講的深厚感情傳達出來，要找個有修養的人替她念，豐田女士自告奮勇把朗誦譯稿的任務要了下來。她怕對高橋的筆跡不熟悉，影響朗誦，親手把已經謄清的稿子又抄了一遍，然後一邊讀一邊流淚，整整準備了一夜。第二天演講時，她讀得那麼感情充沛，動人肺腑，不僅在場的人聽了流淚，演講過後，日本各地來信來電話，要求電台把豐田女士的朗誦再播一遍。
事務局的朋友，每個人都以他們的熱情和辛勤在我心內加上了一把薪柴，使得友誼之火越燒越旺。不是我被勉強列入“小字輩”就要為小字輩說話，我確實覺得因為有了幾位年輕人，這火才燒得更加有聲有色些。
一晃先生，我不說他。因為從一見麵我們就沒拿他當新交，他也沒自居為外人。有不少事我都找他當參謀作顧問。他不僅替我出主意，有時還幹脆奪權：“你信得過我嗎？那就交給我去辦，好吧？”調皮鬼Y叫他“國際土包子”，我就與他並肩反擊，給他起個日本名叫“哲騰土包子！”
我想談一談立野和菱沼透。
也還是到東京的那一天，坐在汽車上，為了空氣不致太拘束，我冒然用三十多年沒說過、本來也說不好的日語交談起來。對麵窗口一位穿紅連衣裙的女青年就笑著用中文說：“你會說日語呀！”我聽了連忙笑著回答：“你會說中國話呀！”趕快把自己那洋涇浜日語收了起來，這就是立野女士。後來熟了，才知道她不僅學過中文，而且是中國研究所的成員，在上中學時就到中國訪問過。她的一家都是信仰社會主義學說的。她對中國和中國的革命運動一向關心和景仰。我沒弄清她在事務局分工管什麼，給我的印象是什麼都管。為我們作翻譯是不用說了。出門作向導，在家管雜務，參加茶道當教師，另外她心裏仿佛還有一本帳，誰愛暈車，哪個怕冷，什麼人失眠……於是上飛機前一盒抗暈機藥片放在你手裏，遊覽途中把一袋取暖藥讓你揣在胸前。剛要熄燈，電鳴器響了，一隻白皙的手從門縫關縫送進幾袋安眠粉來。有一次我吃了她的安眠藥，第二天道謝說：“效果太好了。”臨離東京時她就給我送了整整一條十二包來，我開玩笑說：“你簡直有魔法，這種東西一次能買這麼多麼？”她悄悄說，這是從一個親戚那兒要來的，那親戚開藥房。我的女兒命令我給她買一本書，在東京我無暇去逛書店，轉托一個日本朋友。那朋友說這是二十年前出版時，怕不好買。可能說這話時立野在場，第二天她就把自己保存了多年的一本送來了。我不忍她割愛，就說，“我相信舊書店裏是能找到的，我找不到再要這本不行嗎？”她爽快地說：“舊書比新書貴得多呢！”我還要推托，她掀開了封麵，原來扉頁上早寫好我女兒的名字了。
有一天走在路上，她問我中國目前的經濟情況和文藝情況。從她提問得那麼具體而細微，我看出她對當前中國現狀很關心，也很了解。我坦率地說，我們中國有些青年人對一些事情的關心恐怕還趕不上她。她頗為感慨地說：“我在對中國的認識上是走過彎路的。‘文化大革命’期間，我作為學生代表團成員去訪問中國，一下子就被紅衛兵運動吸引住了，我跟他們串連，走了許多城市，認為看到了革命的唯一正確途徑，反修防修，橫掃牛鬼蛇神，革命是暴動……回來後，我向許多人宣傳，跟許多人辯論，恨不能立刻‘世界一片紅’。那時不論誰說‘文化大革命’有差錯，我都一律嗤之以鼻，認為是反動階級的反動言論。以後，‘四人幫’被打倒了，我又去中國，一看牆上也沒有毛主席語錄了，也碰不上成幫成夥‘除四舊’的隊伍了，我真點傷心，幾乎有點茫然，這是不是不革命了呢？回國後我被種種狐疑折磨得很苦。為了弄清這到底是怎麼回事，我不放過任何一件來自中國的消息。經過一年多的比較、思考，才不得不承認中國現在的中央領導是正確的，‘四人幫’那一套害了中國。承認這些對我是個苦事，這等於讓思想上對許多人認輸，等於對自己的一次否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