立野的外貌和風度，是典型日本女性式的文質彬彬、溫良恭儉讓。她說曾信服“四人幫”那套極左的野蠻的行為，我有些驚異，不得不佩服“四人幫”那套蠱惑人心的妖術。對“四人幫”的危害性估計不足的同誌，很可以從這位國際朋友身上得到點啟示。而且我覺得，作為中國的革命者，我們對於被“四人幫”毒害過的外國朋友是有一份道義的責任的。
立野終究還是溫良恭儉讓的。在東京我們分別時，她和李小林兩人隔著機場的玻璃門對哭起來。我們到京都時，她又趕到京都和我們相聚，分手時她又和李小林對哭。我平時不欣賞愛哭的人，可是這一次卻覺得自己的眼睛也有點發澀，才相信還是古人的話在理：“丈夫有淚不輕彈，隻因未到傷心處。”朋友離別雖說不上傷心，可實在是個值得掉淚的場合。
盡管如此，我們和菱沼分手時誰也沒哭。
菱沼是接替小八木來作翻譯的。他也是中國研究所的成員，在南開大學教過四年日本文，正趕上唐山地震。在北京躲過好一陣地震，老實厚道，有些書呆子氣，一高興就說兩句天津話：“嘛呀！”老實人有時也調皮一下，一調皮就更暴露出老實本性。“小字輩”裏有個小丫，熱情能幹，什麼艱苦活都搶著幹，就是嘴不饒人。菱沼卻有時候試圖“造反”，偏捅馬蜂窩，瞅冷子向她攻擊一句。可等小丫一反擊，他又除去憨笑再也沒有還手之力，結果每次都以失敗告終。有一天要辦一件事，菱沼叫我去辦，我說我怕辦不好。菱沼說：“你去叫小丫幹，就說非她幹不行。”我說：“最好你去說，我有點拍她！”菱沼聽了，眼鏡後邊的兩隻眼和鼻子下邊那張忠厚的嘴頓時張成三個圓圈，半天才壓低聲說：“跟你說實話，我也怕她！找你來就是想說服你去找她，免得我去碰釘子！”他這點小“陰謀”，全破產了！
可這個老實人在學術問題上卻是堅定有力的。他對中國現代文學很有研究，有他獨到的看法。有些看法我和他一致。談起浮世繪和桶口一葉的作品，我們倆也有共同語言，於是我們就成了知己。有一天夜裏，在秋岡先生屋內開完工作碰頭會，已經十二點了，我們和乙先生談起文學問題來。乙先生說，打倒“四人幫”後，中國短篇小說很活躍，可是至今沒見以揭露“四人幫”罪惡為題材的好的長篇小說。他覺得很遺憾，並且問我：“你為什麼不寫長篇？是不是短篇收效快，寫起來省力些？”我說：“我不會寫長篇，而且我認為長篇寫作的麵既廣且深，必須和現實生活拉開一段距離，才能更好地認識和把握它。”乙先生反駁說：“不對，托爾斯泰的長篇都寫的是他當時的生活。”我說：“托爾斯泰時期，俄國的生活變化遲緩，有一個相對的穩定期。中國近年來，每過幾年就有次大的轉折，現在的曆史進程比托爾斯泰時期快多了，不拉開點距離能把握準確嗎？”
菱沼在一邊拍著手：“對了，對了，我就是這個看法！”然後他就站在我一邊與乙先生爭論起來。我們由這個問題爭論起，然後轉到《在延安文藝座談會上的講話》，繼而又談到怎樣在文學中塑造領袖人物。乙先生是個厚道人，對中國感情很深，文學理論水平很高，爭論中笑嘻嘻地從不激動，可是要他接受我們倆某些看法可比移山還難。我和菱沼說得滿頭大汗，直到聽見秋岡先生發出鼾聲，意識到已是清晨了，這才不得已收場。走出門去菱沼還說：“不行，我以後要寫文章和他爭論！”我說寫文章要先寫咱們這種百家爭鳴的空氣，學問就是在這樣爭論中發展的。
四月十七日，從長崎上飛機回國那天，菱沼從早上起來就沉默不語，那種惜別的心情完全形之於色了。我想說幾句告別的話，實在找不到合適的言語。所以去機場的汽車上，和我們到東京那相反，竟然一片寂靜，也許是空氣太沉重了吧，豐田正子女士拿起麥克風說：“我講一個故事來告別。這故事是坐在後邊的那位長崎的朋友講的。他小的時候，隨著祖父到田裏去耕作，他祖父指著田裏的一塊小石碑說，這是一個中國人的墳墓，和咱家是朋友，死後我把他葬在這裏的。以後我死了，也要葬在這裏，你們給我上墳時，不要忘了在中國爺爺墳前燒上一炷香。現在這位先生也快到他祖父說這話的年齡了，至今每年祭祖時，都把那位中國前輩的靈位一齊供在台上當作自己家庭的一成員。我們中國、日本兩個國家的人民，自古以來就是血肉相連的，我們大家有責任把這根深蒂固的友情繼承下來，發揚下去，傳給後代的人們，以至永久。”
大家不約而同地鼓起掌來，互相望著，覺得這也就是我們要說的話了。友誼不隻是頌揚的講話，熱情的幹懷。更重要的是赤誠相見，以心比心，互相學習，互相體諒。事務局的朋友們，給我上了很好的一課：我們應當怎樣交朋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