當初，中國作家協會問我：水上勉先生率領日本作家代表團到中國來，你能不能陪同他們訪問？我並不十分願意接受這個任務。我正在寫小說，寫到一半停下來，會事倍功半。我也是年過半百的人了，來日無多。拿出兩周時間去既辛苦又難作好的事情，難免有點躊躇。但我還是答應了。一半是因為我不能縱容自私的念頭作祟，一半是出於對水上勉先生的特殊感情。我讀他的第一篇文章是《蟋蟀壺》。老舍先生是我相識多年的前輩，他含冤逝去，我不能寫文章悼念，而水上勉先生遠在東瀛寫了出來，我感謝他，敬重他。
現在回想起來，我真後怕。怕我當初一念之差拒絕了陪同任務，失去這麼一次美好的經曆。
對一位年長者妄加評論，是不禮貌的。可我總忍不住對別人講，水上勉是個極有魅力的人。
我和水上勉先生相處兩周，似乎看到了他的一生。幾年前，他在北京見到一方硯台。東西很好，價錢也驚人，他沒有買。這次到北京，他又鑽到那家商店去了。硯台還蹲在老地方，睜著誠摯的眼睛看著完。他看了它一會兒，走出商店。在店外猶疑了半天，又返回去，到底還是花重價把它買了下來。從此他把一二十斤重的石頭放在手提袋裏片刻不離。上飛機提著它，乘火車也提著它，他對我說：“為買這塊硯，我準備了好幾年。”我知道他不會在經濟上作什麼準備，而是思想準備，我能猜出，他一想起沒買下這方硯那種後悔莫及的樣子，也知道他重新看見它，重新看見它的標價時又是怎樣的猶疑不決的可笑狀態，我敢打賭，他童年時一定有過執著的迷戀一件玩具、一種事物、不達到目的不罷休的脾氣。而貧苦生活也使他養成謹慎和節儉的習慣，當這兩種習性發生矛盾時，他會認真地苦惱。他提著那笨重的石硯旅行的樣兒，真像個抱著玩具不放的孩子。為此我還開過他一個玩笑。在成都，我和中野孝次君發現一座橋的石欄雕刻十分精美。我就說要是把它拆下來送給水上勉先生，他也會高興地提著它不放，雖然這石欄有上百斤重。
古人雲：“對酒當歌”。中國文人如今還喝酒，但不大唱歌了。日本仍保留著這習慣。我喜歡水上勉在杯前放歌的樣子。他眯起眼，歪著頭，輕輕晃著身軀，自己先陶醉在夢一樣美的境界裏。聽的人也就忘了他嗓音的好壞，不計較歌詞聽不聽得懂，不由得隨他浸沉到夢一樣的境界裏去。我在這兒看見了青年的水上勉，風流倜儻，熱情真摯，他自己創造了藝術的美，而這美又反過來陶醉了他，支配著他。
他一路都在寫作。剛到西安，他閉戶一天，寫完二十頁稿紙寄回東京。到上海，距他回國隻有一天了，又寄出一篇稿子。我有點驚訝。我和中國作家結伴旅行，發現能在繁忙的參觀訪問中不間斷寫作的隻有一個人，就是四十多歲、以精力充沛著稱的劉紹棠。可水上勉已是六十六歲，按中國舊的說法，是“年過花甲，功成名就”的人了。仍然如此嚴於律己，自強不息，完全是一副中年鬥士的姿態。我似乎窺到一點他成功的秘密，就是“亞精於勤”。我想：再也找不出比“勉”字更合適的字眼給水上先生命名了。
有一次在回賓館去的車上，他問起我的家庭生活情況。我告訴了他過去的不幸和新的生活情景。他關切地說了許多安慰、祝願的話。那種親切、溫和的神情，那些飽經滄桑、深有閱曆的見解，第一次使我想到他已是個六十六歲的老人，一位忠厚長者。
這樣，我就在半個月內，看到了少年、青年、中年、老年四個不同時期的水上勉！以前，我隻在作品中認識了水上勉，現在，我從水上勉本人更加深了對他的作品的認識。
我總是把中野孝次和黑井千次兩人的年齡弄錯。我以為黑井比我大，其實他比我小一歲；我以為中野和我同年，其實他比我大六歲。
黑井千次先生老成持重，認真不苟，有點學究氣。說到眼睛花的毛病，我告訴他中國有句諺語：“花不花，四十八。”四十八歲一定要戴眼鏡。這句話他後來問了我足有十遍，並且寫在本子上反複地讀。在飛機上他和鄰座一位女人談“君子蘭”的閑話，也是拿著紙筆，樣子像在寫論文。兩周之內他學會的中國話最多，講得也最準確。在我知道他的小說以寫電子時代的日本人見長，而井出孫六先生則拿手寫明治時代的生活時，我暗自以為上帝在安排他們兩人的事情時一定打了個瞌睡，弄顛倒了。黑井先生的氣質更像個研究曆史的學者。井出孫六，是個生龍活虎般的人，像隻上滿發條的陀螺，在大千世界飛快地旋轉不停。不管幾個人同時上街，走在最前麵的永遠是他，一起遊公園，如果忽然丟了一個人，也必定是他。他對什麼都感興趣，哪裏都去，什麼都買，一眨眼的工夫，不知他從哪裏又抱了一堆東西來。我們到桂林那天，氣溫攝氏38度，熱得使人窒息。一下飛機他就大叫：“哈！真熱！哈！熱得發蒙了！”但剛進賓館，才放下行李，他又跑到街上去了。他熱情、開朗。在上海他訪問了一位采訪對象，回來後就迫不及待地講他要寫的這篇作品的內容。日本民族給我最強烈的印象就是精神奮發，勇往直前。井出君在這一點上很有民族特點。在火車上他在閑談中睡著了，第二天一早發現一夜沒有摘眼鏡。他嘲笑自己太馬虎。我說：“戴著眼鏡睡覺好，你做夢可以看得清楚些。”我相信他在夢裏也是充滿求知欲和好奇心到處奔跑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