棉花種下之後，麥子開鐮之前，我又回了一趟故鄉山東平原縣。四十年來這是第二次還鄉。年初看到報紙上登載一張照片。說平原縣一九八二年人均分配達到二百八十元。我驚喜之餘寫了篇文章在《人民日報》上發表了。此後收到家鄉老友來信，責怪我報道的分配數字不符合實際。寫信人將我的軍，問我“敢不敢回家鄉來核實一下？”我也決心去弄個清楚明白，便約了兩個伴兒同去，一個林斤瀾，一個從維熙，想借助他們的慧眼來幫我觀察，分析生活真相。
我一路提心吊膽。和林斤瀾回我村呆了半天，訪了幾戶人家，這心就放下了。原來信中說我“數字失實”，並非指我“虛報浮誇”，而是說我“漏報縮小”。經過核實數字，不是人均二百八十元，而是三百七十八元。這雖然也算“失實”，與浮誇虛報、粉飾生活相比總還可愛一點。這一個喜氣洋洋的玩笑使我更增加了調查采訪的興趣。
我和從維熙一起去參觀了寇坊公社。這公社兩年前我來過。當時一位隊長才蓋起五間新房。這房子是他自己設計的，水泥抹地，有單獨的灶間和大玻璃窗。他為此很驕傲，對我說：“我這房在咱平原縣算第一等的了。”這次領著從維熙去看他，他招待我們喝茶，介紹隊裏的生產情況、社員的平均收入，卻不再誇他的房。我說：“你給從同誌介紹介紹你的房子呀。你這不是全縣第一流的嗎！”他一跺腳說：“完了，俺後悔了，你看看今年村裏人蓋的是什麼房！我早蓋兩年，可落後了十年咧！”他領我們去看村裏正動工修建的房屋。人們已看不上由土把式蓋的一般磚瓦平房了。他們從濟南拉來方石，從泰安等地請來包工組，蓋那“石頭牆裙一人高，窗框牆角石頭包”的洋式平房。不少人買了摩托車。上工時扛著鋤頭鐵鍬，騎著“亞馬哈”、“嘉陵”，故意繞著圈子往地頭上走（因為地塊太近沒有過夠騎車的癮）。
最使我驚愕的是許多人家鍋灶頂上安了馬口鐵打的排煙罩！這種東西並不值錢。既買得起二十英寸彩電，買它不算什麼。可是人們對它的需要多半產生在對電視機的需要之後，排氣罩是要在吃飽穿暖，有了起碼的文化娛樂之後，人們要享受點窗明幾淨的樂趣，追求衣飾環境的美化時才用得著它。一年前我來這裏，還沒見有人安。目前我住的北京宿舍樓，安它的戶也是少數。我說：“看樣子這一兩年，你們生活又提高不少！”那位隊長說，在他們這四十三個大隊，一萬六千多人的公社內，去年一年，糧食增產了二百八十八萬斤，棉花增產了一萬擔。去年人均純收入達到七百九十八點二元，比我來的那一年每人多收二百三十八點二元。我們設想到本世紀末達到的“小康水平”，是人均收入八百美元，現在這個公社已經有兩個隊、八百六十五戶超過這個水平了。
“人均收入三百七十八元”，這不僅僅是物質增產的結果，它還是人的智力、才幹發揮的結果。
我請林斤瀾和我一起到我家鄧莊去。我們村在全縣是中遊偏下的地方，去年人均收入也達到三百七十多元，一千斤口糧。我看到了全村第一棟完全用磚蓋的新房（以前連地主的房子也隻在四角用磚，中心仍是土坯的），看了自己家用具齊全的住室，看了翻修整潔的小學校，心中很是激動。但林斤瀾卻冷靜地點著頭，沒一點喜悅的模樣，我對他相當不滿意。隔了一天，我正想找他交換一下意見，他風塵仆仆地從外邊歸來了，麵上閃著極喜悅的光彩說：“那天我看了你們村的情況，心上真涼了半截！你們村是老根據地，解放四十多年了，那小學校還這麼簡陋！你弟媳婦家的用具還這麼欠缺！盡管人均收入三百七十多元，我仍然感到心情沉重。今天我看了個新人物，發現了生活中的新因素，對你們平原的看法才變了。”我問他看到了什麼人？他告訴我見到了坊子公社的張傳軍。
這位張傳軍，既是個有傳奇色彩的人物，又是個給人帶來思索的人。他今年三十五歲，共產黨員，為人精明強幹。因為家中七口人隻有他夫妻兩人是整勞動力，所以很貧困。三中全會以後，他除去承包責任田外，農閑時還經營一個醬豆腐作坊。從一九八一年十月起，在作坊開工十個月的時間內，他竟然使純收入達到三萬八千九百多元。加上承包責任田和養豬養牛的收入，這一年全家淨收入將近五萬元，按人口平均每人收入近七千元，他發財之後，大聲宣布：“我是共產黨員，我都敢靠勤勞致富了，你們大家還顧慮啥？別看我自己富，這個不是我的目的。我的目的是大家都走社會主義的富裕大路！”於是他拿出四千多元去扶持經濟困難戶；拿出四百元專門資助村中的小學校。並且買來木材請人為學校做一堂新桌凳。一九八二年過春節，他跑到集上一次買了七口肥豬，宰了九百多斤肉，分送給全村各戶中去，挨門傳宣：“三中全會決議就是要放寬農村經濟政策，讓咱農民勤勞致富。別觀望了，放手幹吧，明年你們也大膽創業。”村裏有個孤獨老人叫耿傳亮，張傳軍宣布這老頭全年吃的鹹菜和醬豆腐、臭豆腐全由他包了。過年時他除去給老人和一殘廢兒童各送去十五斤上好的肉外，還給每人送去十元錢添年貨。因為這兩人沒有勞動力，他替他們把改善生活的義務擔負起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