張傳軍靠做臭豆腐發了財，可是他並不會做臭豆腐。技術上要請臨清縣的師傅來“指導”，勞力上也要請本村的鄉鄰來“幫忙”。對“指導”的師傅，他每人每月付一百五十元工資，管吃管喝管抽管住，冬天送一身新棉衣，夏天送一套新單衣。師傅探親來回除去發路費，他還給買一份禮物帶上。一個師傅的兒子定親，他白送三百元幫忙。另一個師傅蓋房，他又拿出七百元支援。對本村“幫忙”的鄉親，他每月給工資六十元。磨製三十二斤黃豆算一個活，每天做七個活算完成定額，超過七個活，每多作一個，提出純收入百分之三十作為獎勵。豆渣、漿水，優先供給幫忙戶養豬上地。不論師傅還是幫忙的，一律六小時工作製。每年秋收後開業，幹到“五一”關門，然後各自仍去種責任田。張傳軍不僅不管做豆腐，他甚至也不管賣。誰替他賣，賣一百元有五元經銷費。這樣他的臭豆腐就賣到了德州、滄州、濟南、石家莊等十幾個縣市。
張傳軍既不做，又不賣，卻掙這這麼多錢，人們服氣嗎？大家伸出兩個大拇指頭喊“服”。因為大家親眼看見過隊裏以前集體辦的豆腐房，不死不活毫無生氣。這套籌劃、經營、管理、推銷的本事，關係到作坊的成敗興亡，不是人人都有的。
但是，若把張傳軍僅僅看成個難得的經理人才就錯了。張傳軍自辦作坊的勇氣不僅來自對能力的自信，更主要是來自一個共產黨員的責任心。開作坊要雇工，他入黨多年了，長期當幹部。他心裏明白，所謂請師傅“指導”也好，請鄉鄰“幫助”也好，說穿了全是雇工。如果政策有反複，他這個黨員的帽子就會長翅膀。“文化大革命”的許多景象人們並沒忘記。若隻為掙錢養家，他幹點更安全的事兒豈不更好？一個地方企業請他去當廠長，另一個國營廠動員他去當采購員，都答應待遇從豐。憑他的能力和才智，幹什麼也不落後。但是，他全拒絕了。因為他長期種地，他比別人更知道農村的真實情況。農民已窮到了極限，再不讓大家生活有較大的提高，元氣將難以恢複。所以三中全會決議一公布，人們如在大旱之年聽到了雷聲，望到了雨雲。但農民也有他的保守性，疑慮重重，路子不看準是不敢邁步的。他們想：“要真照文件上說的這麼辦當然好，萬一又是個臨時措施呢？辛苦一年，糧食到手時政策又變了呢？剛掙下倆錢又來掐尖子呢？大鍋飯雖然吃不飽，可也餓不死。自己立灶雖有吃飽的希望，弄不好也有連砂鍋也打碎的危險。還是先看看他們黨裏的人怎麼操辦吧。他們要敢致富，咱們也跟上。將來就是糾偏也有他們站在前邊。不糾偏呢，既然共產黨員都允許富起來，咱老百姓還有啥可怕的？”張傳軍感到群眾用眼盯著他的腳步！
促使他下決心的，還有一個原因，就是他看到三中全會以前，隊裏辦的豆腐作坊浪費大，收益小，人人指責。他想證明一下，那個豆腐作坊辦不好不是這門副業無利可圖，也不是群眾體懶手拙，更不是走了什麼資本主義道路！原因就是一個：極左思潮。吃大鍋飯這套主張根本就不該存在！他想叫人們看看，還是這夥人，還是這套工藝，政策一變馬上改觀。他要為三中全會作個例證，讓那些“左”大爺們開開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