他老伴搬來一大堆西瓜，在冰箱中鎮得涼涼的。我咬了口西瓜，問他：“夥計，這幾年怎麼樣？”
“掙了些錢，也吃了些苦，整個的還不錯！”他笑笑。他的笑和口氣比四年前爽快得多。
我問他：“運輸還跑著？”
“不跑了！我前兩年發展到三輛大卡車，去年又賣了兩輛，剩下一輛自己用著。”
“為什麼？”
他說運輸越來越難幹了。前兩年他三輛車，每輛每天可以收入300元。這兩年有點變化。到處有人收費，稍不注意就挨罰。收費是誰都有權定個名目收，挨罰是個體戶首先挨，收入大減。他就轉行了。隨後他補充一句：“現在又好了，政府下令不許亂收費，跑運輸又有幹頭了。我既轉了行，也不想再轉回去。”
我現在搞木材生意，坦率地告訴我雇了四五個人。有采購員、有會計、有出納、有看貨場的……
“你不怕說你雇工了？”
“不怕，黨有政策。”
“你自己幹什麼。”
“總的經營，籌劃，忙得很哩！”
我問他木材經營的前途怎樣？會不會又像運輸一樣幹不了幾年？他說現在農村富了，處處蓋房、置家具，木材市場幾年之內隻有興旺。他很有信心。我說你大概幹這個比搞運輸更順利，所以樂觀。他說也不。因為經濟立法、經營規章都不健全，常會有意外損失。去年他被人坑騙十萬元，至今沒辦法追回。他已死心了。我說你可以起訴呀！他說已經問過了。找個法律代理人，從調查事實到正式起訴要交一大筆錢。事成了，我追回來要分給代辦的人三成。如果審判結果對方是詐騙，無力償還，隻落個把他法辦服刑，自己仍要掏訴訟費用，一個子也追不回來。他說：“我的目的追回我的錢，並不把人送進監獄，我費這個勁幹啥？”也有人出主意，說：“你叫我去追，追回來一家一半。”他問怎麼追法？那人說：“大不了白刀子進去紅刀子出來！”胖子拍了下腿說：“俺的娘啊！我最大的原則就是不利於國家的事不做，犯法的事不做。錢可以不要，這個事絕幹不得！十萬元認命了。黨的政策不變，不愁掙不回來！”
他能把十萬元的損失不太放在心裏，可見底子已不薄，這有點出乎我的意料。我問縣裏的同誌，蔡胖子是不是全縣最特殊的例子？他們說像這樣的戶不很多，可也不是個別的，他也不是最富的。
我並不想把眼盯在幾個特殊的尖子身上，我請縣裏的同誌給我介紹點一般的，帶普遍性的情況。他們說：“要介紹哪個，就得說數字，可你不愛聽數字。”我說：“要緊的數字還是得聽啊！”於是他們告訴我，盡管棉花前兩年作了壓縮性的調整，這幾年農業收入並沒減少，1986年全縣糧產量達到了曆史最高水平的5.7億多斤，棉花5000多萬斤。全縣人均收入已達到570元以上，這其中有1/4是鄉鎮、村、個人的工企業收入。這幾年鄉鎮以下的工業企業按年遞增16%的速度上漲。個體工企業戶增加到3800多戶。有1.3萬多人從事商業活動。種地也不單是糧食棉花了，瓜果、蔬菜的商品種植占了很大比例。
他們介紹的數字很多，商品生產的例證也不少，我既聽不全懂也記不住，便找我懂得而且關心的去問。那年回家鄉，正值棉花豐收，滿村的棉花稈堆得比房都高，除去燒火別無用途。而夏天存下的麥秸還沒燒完，結果一個個村子都被這些柴草湮沒了。我問他們可想出了什麼辦法？他們不回答，卻叫來部車子叫我上路。車子走了幾十分鍾到了恩城鎮。直接就把我拉到一排廠房前邊。隻見成捆的棉花稈送進機器，另一頭出來的已是平整光滑的纖維板，就是我在北京常看到做家具使用的那種板子。奇怪的是這廠子旁邊還設有個做蜂窩煤的車間。我問他們：“這兩種產品風馬牛不相及，怎麼弄在一塊？”鎮長說：“咦！群眾平常燒棉柴做飯，現在他把棉柴賣給廠子當原料，不供應他蜂窩煤咋做飯吃！”原來他們用蜂窩煤換棉花稈，棉花稈3分錢1斤，誰賣夠150斤棉花稈，另外白送兩角五分錢的蜂窩煤。這一來連運輸費都不用花，農民就把原料送到廠門口了。作纖維板有對半拐彎的利潤可收，而且供不應求，訂貨的要排隊。我問他們辦這廠除去收益還有困難吧？困難是什麼？他們說困難就是廠子太小，全縣的棉花稈太多。不是所有農戶都有機會賣出去，這隻有各鄉都建這種廠才能解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