四
在北京生活40年，我幹過各種行業，結交了各色人等。這為我學習北京方言創造了理想的環境。我曾當過力工、瓦工、水泥工，為木匠和電工打下手，收房租，種地，挖河，也當過編輯、記者、演員。真可謂三百六十行，樣樣粗通樣樣稀鬆。至於我的結交，那就更是三教九流，五行八作。上起皇親國戚，公主額附，下至販夫走卒，偷兒騙子，無所不包。這倒不全是我有意去作的。1957年我被錯劃右派後，二十餘年勞動改造成全了我。特別是文化大革命中的勞改隊，專政營，那真是豐富多彩。“龍套上下手，神仙老虎狗，”什麼人也見了，什麼話也聽到了。除此之外，我在條件允許時還從兩個方麵學習北京方言。一是聽北京人說評書。評書中分多少門類，以說聊齋和清代野史的藝人運用北京話最豐富得體。一是讀前人以北京方言寫的著作。有三本書非讀不可，《紅樓夢》《兒女英雄傳》和老舍先生的小說。這三種作品都是用北京方言寫的，卻明顯不同，既有大同也有大異。可以看出同是北京方言，因使用者時代、地區、社會層次和個性的不同，會發生多大的差異。在生活中會發現，同是北京人，六十歲的人與二三十歲的人語言不同，同是北京郊區，長辛店與昌平，通縣與門頭溝不同，就是北京城內，東西南北也不一樣。過去的北京城區，有東貴西富，南貧北賤之說。東城多官宦，西城多富商，戲班妓院隻準居南城帽，而北城則是手工藝人的聚居區。他們所使用的方言是大有區別的。有些地方連詞彙和語法都不一樣。清華園大學教授的孩子若用前門外街串子的口語話就會遭到父母責備，同輩恥笑。小說要寫各類人物，使用方言若不能言如其人，必定貽笑大方。我在小說《煙壺》中，就有一個地方出了醜。我寫一個人要看煙壺，他說“叫我”。“”這詞我從小就說，四十年前聽馬連良唱“蘇武牧羊”，梅蘭芳扮演的番邦公主就說過這句台詞，“我說蘇武哇，你我不行嗎？”自信是絕不會錯的。可是後來一位前輩說，這個詞來自英語的LOOK，是20世紀20年代以後才有的詞，八國聯軍時還沒有這話呢！可見日常會說的話不能拿來就寫，從生活用語到文學語言還有一個選擇加工的過程。
五
方言是口頭語言，我的體會，即使為寫作而學習方言，也以從口語學習開始為好。
開始時我隻注重書麵記錄。聽到一句北京土話，我立即掏出筆記本記下來。幾個月就記滿了一本。記是記了，但很少用。因為寫作時無暇去隨時翻筆記本。不翻筆記我就想不起哪句話該用、合用。作品發表後翻看筆記本，看到有那句話精采合用，就會後悔不及。為了彌補這種失誤，我常在寫完兒後，專門再作一次翻譯工作，即把稿上寫的普通話改成本上相應的方言詞。作過幾次後，發現寫出來的文字極不自然，有的地方生硬造作，連自己看著都害臊。檢討其原因，發現聽來的話雖然記在本上了，但還並沒屬於我。隻有把它們變作我的生活語言時，用起來才能得心應手。為此在很長一段時間內，我規定自己生活中隻說北京土話。不僅如此，而且要“見什麼人說什麼話”。一起勞動的不是什麼人都有嗎，我就分門別類的去學。和大學教授在一起，我就學說清華園裏知識份子腔，跟京戲演員在一塊，我就學戲班口頭語。內務府大臣的孫子，駐外欽差的女婿，泥瓦匠，買賣人，拉車的，打鼓的，跟誰一塊聊天就學誰的口氣說話。慢慢的我的生活用語改變過來，習慣用方言表達事物了，我就發現這樣還不夠。因為日常用語還缺少文采，缺乏藝術加工。為此我又抽出一切閑空去聽評書。光聽還不夠，聽過後找一切機會給人複述，盡量按說書人的原樣語氣，語態去講。半年下來有些段子就說得不亞於專業演員了。盡管這也給我帶來點禍端——文化大革命中造反派認為我有意宣傳四舊，狠鬥爭了我一通。但和我得到的收獲相比，這代價完全值得。大家讀讀我的小說就知道，從那以後我的作品在表現北京特色上有了質的變化。
（此文是在波士頓CHINESE LANGUAGE TEACGERS ASSOCIA TION 1989年會上的書麵發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