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張看》是張愛玲的小說散文集，1976年由香港文化生活出版社初版，內收《天才夢》一篇，有附言曰：“我的《天才夢》獲《西風》雜誌征文第十三名名譽獎。征文限定字數，所以這篇文字極力壓縮，剛在這數目內，但是第一名長好幾倍。並不是我幾十年後還斤斤較量，不過因為影響這篇東西的內容與可信性，不得不提一聲。”
這樣一篇附言，一般“張迷”看了，大概也不會在意。《天才夢》是絕好散文，結尾一句，“生命是一襲華美的袍，爬滿了蚤子”，膾炙人口。至於文字為什麼要如此壓縮，第一名的作者為什麼可以超額，除了“張學”專家，普通讀者諒也不會深究。
十八年後，張愛玲舊事重提。她拿到了台灣《中國時報》文學獎的特別成就獎，因寫了《憶〈西風〉》感言。此文讀來竟有“傷痕文學”味道，值得簡述一次。1939年，張愛玲初進港大，看到上海《西風》雜誌征文啟事。她手邊沒有稿紙，乃以普通信箋書寫，一字一句的計算字數，“改了又改，一遍遍數得頭昏腦漲，務必要刪成四百九十多字，少了也不甘心”。
不久她接到通知，說征文獲得首獎。但後來收到全部得獎者名單，第一名另有其人，她排在末尾。根據她的憶述，首獎《我的妻》“寫夫婦倆認識的經過與婚後貧病的挫折，背景在上海，長達三千餘字。《西風》始終沒有提為什麼不計字數，破格錄取。我當時的印象是有人有個朋友用得著這筆獎金，既然應征就不好意思不幫他這個忙，雖然早過了截稿期限，都已經通知我得獎了”。
張愛玲1995年逝世。1994年12月發表的《憶〈西風〉》是她生前見報的最後一篇散文。她決定舊事重提，自覺“也嫌小器，……不過十幾歲的人感情最劇烈，得獎這件事成了一隻神經死了的蛀牙，所以現在得獎也一點感覺都沒有。隔了半世紀還剝奪我應有的喜悅，難免怨憤”。
《憶〈西風〉》發表後，“張迷”看了，莫不為她的遭遇感到憤憤不平，但事隔半個多世紀，張愛玲隻憑記憶追述，“片麵之詞”，可靠麼？陳子善教授終於找到《西風》有關征文和征文揭曉的兩份原件，寫了《〈天才夢〉獲獎考》一文，給我們揭開謎底。跟張愛玲的敘述比對過後，發覺她的記憶果然有誤。征文的字限不是五百字，而是五千字以內。第二個跟她記憶不符的地方是她拿的不是“第十三名名譽獎”，而是第三名名譽獎。不過她“叨陪榜末”倒是事實，因為名譽獎隻有三個。
張愛玲把五千看成五百，已經糊塗，把名譽獎看成首獎，更不可思議，不過這件“公案”既然有原件作證，我們隻有接受事實：張愛玲的“傷痕”，原是自己一手做成，也因此抱憾終生。撇開這件“風波”不提，張愛玲《憶〈西風〉》最意味深長的一句話是：“我們中國人！”這句“對自己苦笑”說的話，緊接“我當時的印象是有人有個朋友用得著這筆獎”。未說出來的話是，這種偷天換日、假公濟私的把戲，原是“我們中國人”優為之的事，因此她隻好認命，“苦笑”置之。
如果她本該拿首獎後來竟排榜末確是《西風》編輯部營私的結果，那麼我們的確可以把這種“調包”行為看作國民劣根性一顯例。張愛玲自小在陰暗的家庭長大，父親抽大煙，吸毒，花天酒地，動不動就要置兒女於死地。中國文化的陰暗麵、中國人的劣根性，她比誰都看得清楚，難得的是她“逆來順受”。如果不是《中國時報》發給她特別成就獎，挑起了她的傷痕，諒她也不會作出“我們中國人”的興歎，因為張愛玲也接受了自己到底也是中國人這個事實。不妨引《中國的日夜》（1947）作為參考：“我真快樂我是走在中國的太陽底下。……快樂的時候，無線電的聲音，街上的顏色，仿佛我也都有份；即使憂愁沉澱下去也是中國的泥沙。總之，到底是中國。”
我細讀《憶〈西風〉》，想到鄭樹森教授在《張愛玲與〈二十世紀〉》介紹過張愛玲的英文著作。《二十世紀》1941年在上海創刊，主編克勞斯梅湼特（Klaus Mehnert）是德國人。這本英文刊物“鎖定”的讀者對象是滯留亞洲的外籍人士。張愛玲於1943年開始在《二十世紀》寫稿，首次登場的是“Chinese Life and Fashion”（《中國人的生活和時裝》），後來自己譯成中文，以《更衣記》為題發表。鄭樹森說這篇作品看不出翻譯痕跡，隻能說是中文的再創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