因為張愛玲說過“我們中國人！”這句話，我對她刊登在《二十世紀》的文章馬上感到濃厚的“職業興趣”。學術文章就事論事，讀者對象無分種族國界。但散文難免涉及一己的愛憎和是非觀。對象如果是“外人”，那麼說到“家醜”，要不要直言無諱，還是盡力“護短”？以洋人市場為對象的“通俗作家”，因知宣揚孔孟之道的話沒人愛聽，為了讓讀者看得下去，不惜販賣奇巧淫技。纏足、鴉片、風月怪談等chinoiserie（中國風），一一上場。借用十多年前流行的說法，這就是“魔妖化”（demonize）中國。
張愛玲在上海時期靠稿費生活，如果英文著作有“魔妖化”跡象，可理解為生活所迫。但她沒有走“通俗”路子。在《中國人的宗教》一文，她談到中國的地獄：“‘陰間’理該永遠是黃昏，但有時也像個極其正常的都市……生魂出竅，飄流到地獄裏去，遇見過世親戚朋友，領他們到處觀光，是常有的事。”
把目連救母的場景說成“旅遊勝地”，可見二十四歲的張愛玲，還不失孩子氣。但她一本正經給洋人介紹“我們中國人”的各種“德性”時，確有見地。最能代表她在這方麵識見的，是《洋人看京戲及其他》。她一開始就說明立場：
多數的年輕人愛中國而不知道他們所愛的是一些什麼東西。無條件的愛是可欽佩的--唯一的危險就是：遲早理想要撞著了現實，每每使他們倒抽一口涼氣，把心漸漸冷了。我們不幸生活於中國人之間，比不得華僑，可以一輩安全地隔著適當的距離牽係著神聖的祖國。那麼，索性看過仔細罷！用洋人看京戲的眼光來觀光一番罷。有了驚訝與眩異，才有明了，才有靠得住的愛。
張愛玲初識胡蘭成時，有書信往還。胡蘭成第一封給她的信，“竟寫成了像五四時代的新詩一般幼稚可笑”。張愛玲回信說：“因為懂得，所以慈悲。”《西風》事件對她是一個負麵的陰影，可是因為“懂得”，日後才能說出“即使憂愁沉澱下去也是中國的泥沙”。
用洋人看京戲的眼光看中國，看到的是什麼景象？雖然她說京戲裏的世界既不是目前的中國，也不是古舊中國的任何階段，但她對中國民風民俗的觀察，今天看來一點也不隔膜。且看她怎麼說中國人沒有privacy的觀念。“擁擠是中國戲劇與中國生活裏的要素之一。中國人是在一大群人之間呱呱墜地的，也在一大群人之間死去。……中國人在那裏也躲不了旁觀者。……青天白日關著門，那是非常不名譽的事。即使在夜晚，門閂上了，隻消將紙窗一舐，屋裏的情形已就一目了然。”
她認為因為中國人缺少私生活，所以個性裏有點粗俗，因此除了在戲台上，“現代的中國是無禮可言”。這些觀察，既尖銳，也見膽色，但最教人佩服的還是她對魏晉任誕式人物的評論：“群居生活影響到中國人的心理。中國人之間很少有真正怪癖的。脫略的高人嗜竹嗜酒，愛發酒瘋，或是有潔癖，或是不洗澡，講究捫虱而談，然而這都是循規蹈矩的怪癖，不乏前例的。他們從人堆裏跳出來，又加入了另一個人堆。”
張愛玲向洋讀者介紹“吾土吾民”，依書直說，毫不煽情。沒有抹黑，也不美化。如果中國人愛群居，四代同堂，也沒有什麼不對，用不著向洋人賠不是。這種不亢不卑的態度，梅涅特極為欣賞。他在編輯按語中指出，張愛玲“與她不少中國同胞差異之處，在於她從不將中國的事物視為理所當然；正由於她對自己的民族有深邃的好奇，使她有能力向外國人詮釋中國人”（鄭樹森譯文）。
張愛玲把自己的英文作品翻譯成中文，大概她認為中國讀者更有理由近距離細看她筆下的中國，好讓他們“懂得”。《中國的日夜》以她的一首詩結束：
我的路
走在我自己國土。
亂紛紛都是自己人；
補了又補，
連了又連的，
補釘的彩雲的人民。
詩成於1947年，《西風》征文的風波顯然沒有影響她對自己到底是中國人身份的認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