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
上世紀90年代初，我和葛浩文（Howard Goldblatt）教授合編一本現當代中國文學選集。張愛玲的小說《金鎖記》早有她自己翻譯的“The Golden Cangue”，因此我們決定請她幫忙翻譯《封鎖》。從夏誌清教授那裏拿到她的郵箱地址後，我寫了邀請信給她。跟著天天等候回音，一直等了半年多。我知道她的脾氣，也知道寫信去催也沒有用，但一本現當代中國文學選集不收一篇張愛玲的代表作，對不起她，也對不起讀者。我們隻好找別人翻譯。
剛好那時王德威教授有位博士生Karen Kingsbury，正在研究張愛玲。我請她幫忙，她一口答應了。後來終於接到張愛玲於 1993年 1月 6日發出的回信。
“書信稱謂”紹銘：
“書信內容”我收到Kingsbury小姐第一封信就想告訴她我預備去倉庫搜尋我從前譯的《封鎖》，一直沒去成，信也沒有寫。收到她第二封信，非常內疚她已經費事譯了出來，隻好去信乞宥。總還要有好幾個月才能到倉庫去，找到了馬上會去信問你有沒有過了出書的限期。但是有deadline請千萬不要等我。當然我知道錯過了exposure的機會是我自己的損失。
匆匆祝
近好
愛玲
一月六日
我們從張愛玲這封信看到兩個要點，一是她有作品自譯的習慣。二是她相當在乎英語讀者對她英文作品的評價。我得在這裏先補充說一句，作者翻譯自己作品時，如果把翻譯當作創作的延續，隨意作即興體的增刪，那麼“翻譯”出來的文本應該視為一個新的藝術成品。“注釋2”
就拿《封鎖》為例。Karen Kingsbury的英譯“Sealed Off”，是把張愛玲小說從一種文字轉生到另外一種文字。張愛玲如果自己動手翻譯《封鎖》，會不會把這篇翻譯當作創作的延續呢，因無實例，瞎猜無益。我們可以引為論據的是，如果她英譯《封鎖》的態度是跟中譯《更衣記》的用心一樣，那麼英文文本的《封鎖》必會另成天地，獨立於原著之外。《更衣記》衍生自她發表在《二十世紀》的英文散文“Chinese Life and Fashions”（中國人的生活和時裝）。
我參照中英文本，發現不但題目有異，內容上《更衣記》也跟英文原文大有出入。那麼“Chinese Life and Fashions”和《更衣記》是不是兩篇不同的文章呢？不是，《更衣記》絕對是脫胎於英文稿，但內容明顯有增刪。為什麼要更改自己的文章？因為張愛玲寫“Chinese Life and Fashions”時，思考用的是英文，好些隱喻或典故，用中文說給中國讀者聽，一點就明，再說就成俗了。但給英語讀者說同樣的事就不能做這個假定，不能點到即止。
“Chinese Life and Fashions”出版後，她給中文讀者準備中文版本時，也相應地作了增刪。當年用英文書寫，處處顧慮到外國讀者對中國文物的接受能力，許多關鍵地方，因擔心英語讀者閱讀時，即使加了詮釋，也會有技術困難，所以話隻說了一半，或幹脆不說。現在把發表過的英文資料重新鋪排給中文讀者看，當年用英文寫作時如果有什麼“欲言又止”或“未盡欲言”的地方，現在再無技術上的顧慮，可以隨心所欲了。這個因由，可用《洋人看京劇及其他》（1943）開頭一段作說明：
用洋人看京劇的眼光來看看中國的一切，也不失為一樁有意味的事。頭上搭了竹竿，晾著小孩的開襠褲；櫃台上的玻璃缸中盛著“參須露酒”；這一家的擴音機裏唱著梅蘭芳；那一家的無線電裏賣著癩疥瘡藥；走到“太白遺風”的招牌底下打點料酒……這都是中國，紛紜，刺眼，神秘，滑稽。多數的年輕人愛中國而不知道他們所愛的究竟是一些什麼東西。無條件的愛是可以欽佩的--唯一的危險就是：遲早理想要撞著了現實，每每使他們倒抽一口涼氣，把心漸漸冷了。我們不幸生活於中國人之間，比不得華僑，可以一輩子安全地隔著適當的距離崇拜著神聖的祖國。那麼，索性看過仔細罷！用洋人看京劇的眼光來觀賞一番罷。有了驚訝與眩異，才有明了，才有靠得住的愛。
此文的英文版是：“Still Alive”，刊登於 1943年 6月號的《二十世紀》，比同年 1月發表的《洋人看京劇及其他》晚五個月。Still Alive原義是“還活著”，但看了內文後，應可明白張愛玲在這裏所指的是京劇裏中國人的人情世態，“紛紜，刺眼，神秘，滑稽”的種種切切，依舊一成不變，“古風猶存”。用英文來講，正好是 still a1ive。
“Still Alive”是這樣開頭的：Never before has the hardened city of Shanghai been moved so much by a p1ay as by“Autumn Quince”（“Chiu Hai Tang”，秋海棠）a sentimental melodrama which has been running at the Carlton Theater since December 1942.
隻要把兩個文本比對一下，馬上可以看出《洋人看京劇及其他》上麵一段長達七百多字的引文，沒有在“Still Alive”這篇英文稿出現。中文稿雖然發表在英文之後，但也有可能是作者先寫好了中文，卻沒有即時拿去發表，所以出版日期跟後來寫成的英文稿還要晚。如果情形確實如此，那麼我們可以說張愛玲在準備英文版本時“刪”去了中文開頭時的七百多字。
她為什麼要大事刪改？我想這涉及讀者對象和“認受”（reception）問題。“我們不幸生活於中國人之間”，這句話用英文來說，應該是unfortunately we live among the Chinese，或者是we move around the Chinese。如果英文文本出現了這句話，就會引起讀者的“身份困惑”。這個“我們”不是impersonal we。如果洋人讀到這樣一個句子，一定認定此文的作者是個“假洋鬼子”，羞與自己的族室為伍。此文若用中文發表，就不必有上麵這種顧慮。用張愛玲的口吻說，反正作者讀者都是中國人，話說重些，也無所謂，大家包涵包涵就是。
《中國人的宗教》（“Demons and Fairies”）是張愛玲發表在《二十世紀》最後一篇文章。開頭這麼說：A rough survey of current Chinese thought would force us to the conclusion that there is no such thing as the Chinese religion。
中文版的開頭，在今天看來，非常政治不正確：“這篇東西本是寫給外國人看的，所以非常粗糙，但是我想，有時候也應當像初級教科書一樣地頭腦簡單一下，把事情弄明白些。”
我兜了這麼大的一個圈子，隻想說明一點，張愛玲自己作品的翻譯，如果她管得著，不輕易假手於人。她希望自譯《封鎖》，並不表示不信任Kingsbury的能力，而是因為譯者不是作者本人，就沒有隨自己所好“調整”文章的自由。張愛玲若要自己翻譯《封鎖》，一時性起的話，把結尾改掉，讓呂宗楨和吳翠遠成了“百年好合”，也是她的特權。
《封鎖》的原文在翻譯時一經調整，就不能說是翻譯，而應視為一篇原著英文小說。1956年張愛玲在美國 The Reporter雜誌發表了“Sta1e Mates”，兩年後由作者改寫成《五四遺事》，發表於夏濟安主編的《文學雜誌》。“Stale Mates”和《五四遺事》如今一並收入《續集》。張愛玲在《自序》作了這個交代：
“Stale Mates”（“老搭子”）曾在美國《記者》
雙周刊上刊出，虧得宋淇找出來把它和我用中文重寫的《五四遺事》並列在一起，自己看來居然有似曾相識的感覺。故事是同一個，表現手法略有出入，因為要遷就讀者的口味，絕不能說是翻譯。
《五四遺事》既然“絕不能說是翻譯”，我們倒可以說這是“Still Mates”的副產品，猶如《洋人看京劇及其他》是“Still Alive”的副產品道理一樣。我們不能忘記的是，張愛玲是雙語作家，從小立誌步林語堂後塵，以英文寫作成大名。在上海“後孤島”時期，她以小說和散文享譽一時，因有市場需求，稿費和版稅的收入應該相當可觀。單從賣文為活這眼前現實而言，張愛玲留在華文地區一天，也隻有靠中文謀生一天。
根據鄭樹森在《張愛玲賴雅布萊希特》“注釋3”一文所列資料，張愛玲在 1956年得到Edward MacDowell Co1ony的寫作獎金，在二月間搬到Colony所在的新罕布什爾州去居住。“Stale Mates”就在這一年刊登出來的；張愛玲拿的獎金，為期兩年。她呈報給基金會的寫作計劃，是一部長篇小說。依時序看，這長篇應是被Charles Scribner退了稿的Pink Tears（《粉紅淚》）。這家美國出版社先前給她出版過The Rice-Sprout Song。Pink Tears後來易名The Rouge of the North（《怨女》），1967年由英國的Cassell and Company公司出版。
張愛玲輾轉從上海經香港抵達美國後，換了生活和寫作環境，大概想過今後以英文寫作為生。誰料事與願違，終生未能成為林語堂那樣的暢銷作家。林語堂先聲奪人，分別在1935和1937兩年出版了My Country and My People（《吾國吾民》）和The Importance of Living（《生活的藝術》）這兩本暢銷書。張愛玲在美國賣文的運氣，真不可跟林語堂同日而語。為了生活，她開始跟香港國際電懋影業公司編寫電影劇本，為“美國之音”編寫廣播劇和香港的美國新聞處翻譯美國文學名著。張愛玲立誌要做一個雙語作家，我們因此想到一個非常實際的問題：張愛玲的英文究竟有多好？
二
張愛玲的中小學都在教會學校就讀。十八歲那年，她被父親軟禁，受盡折磨。一天，兩個警衛換班時出現了空檔，她就趁機逃出來了。後來她用英文寫下這段痛苦經驗，投到美國人辦的Evening Post（《大美晚報》）去發表。“曆險記”登出來時，編輯還替她加上一個聳人聽聞的標題：What a Life！What a Girl’s Life！
根據張子靜的憶述，張愛玲在香港大學念書期間，盡量避免使用中文。寫信和做筆記都用英文。她為參加《西風》雜誌征文比賽寫的《天才夢》，是在香港唯一一次用中文書寫的作品。張愛玲從香港回到上海後，有一次和弟弟談到中英文寫作問題。她說：
要提高英文和中文的寫作能力，有一個很好的方法，就是把自己的一篇習作由中文譯成英文，再由英文譯成中文。這樣反複多次，盡量避免重複的詞句。如果能常做這種練習，一定能使你的中文、英文都有很大的進步。“注釋4”
這是大行家的話。我們也因此相信，張愛玲雖然自小在“重英輕中”的名校就讀，對學習英語有諸多方便，但她在英語寫作上表現出來的工夫，應該是個人後天苦練出來的。“Chinese Life and Fashions”（1943）是她在《二十世紀》的第一篇文章。試引第一段作為討論的根據：
Come and see the Chinese family on the day when the clothes handed down for generations are given their annual sunning！The dust that has settled over the strife and strain of lives lived long ago is shaken out and set dancing in the yellow sun。If ever memory has a smell， it is the scent of camphor， sweet and cosy like remembered happiness， sweet and forlorn like forgotten sorrow。
這種英文，優雅別致，既見文采，亦顯出作者經營意象的不凡功力。前麵說過，《更衣記》是從“Chinese Life and Fashions”衍生出來，文本各有差異，但剛好上麵引的一度英文有中文版，可用作“英漢對照”：
從前的人吃力地過了一輩子，所作所為，漸漸蒙上了灰塵；子孫晾衣裳的時候又把灰塵給抖了下來，在黃色的太陽裏飛舞著。回憶這東西若是有氣味的話，那就是樟腦的香，甜而穩妥，像記得分明的快樂，甜而悵惘，像忘卻了的憂愁。
我上麵說張愛玲的英文“優雅別致”，所引的例子是If ever memory has a smell……這句話。但單從語文習慣（idiom）的觀點看，上引的一段英文，似有沙石。The dust that has settled over the strife and strain of lives，我用斜體標出來的“片語”，不是英文慣用詞，讀起來不大通順。但英文不是我的母語，因就此請教了我在嶺南大學的同事歐陽楨（Eugene Eoyang）教授。他回郵說：You’re right：“strife and strain”is not idiomatic English。接著他提供了幾種說法：wear and tear（connoting tiredness）；the pains and strains或the stress and strains。