小說家言固不足信，那麼“自白”式的散文呢？張愛玲在《流言》中跟我們推心置腹，說了好些“私隱”，特別是她跟父母的關係。像曹七巧說的，“什麼是真的？什麼是假的？”在《童年無忌》（1944）中，她大言不慚地說過，“一學會了‘拜金主義’這名詞，我就堅持我是拜金主義者。”類似的話，一再在她的散文中出現。在《我看蘇青》（1944）中，她說她姑姑常常覺得奇怪，不知她從哪裏來的“一身俗骨”。原因是，對於錢，她“比一般文人要爽直得多”，毫不諱言自己是拜金的人。
如果我們深信“散文家言”不疑，那麼現實生活中的張愛玲，該一毛不拔、視財如命、損人利己的了。從目前看到的她給其他人的有限信件中，祖師奶奶似乎不是這種人。在她致《聯合報》副刊編輯蘇偉貞的一封信中，我們看到一個“另類”張愛玲。事緣副刊刊登了電影劇本《哀樂中年》後，蘇偉貞寄了給她看，要付她稿費，她才想起這片子是桑弧編導，“我雖然參與寫作過程，不過是顧問，拿了些劇本費，不具名。事隔多年完全忘了，以致有過誤會。稿費謹辭，如已發下也當璧還。希望這封信能在貴刊發表，好讓我向讀者道歉。”
“如已發下也當璧還”，這種語氣，當真顯出非分之財，一介不取的氣概。張愛玲晚年在美國，連“散工”也沒得幹了，隻靠稿費和版稅收入維持，照理說，如果她一向“視財如命”，在這階段中更應斤斤計較。但從台灣皇冠出版社的發行人平鑫濤的回憶文字看來，她對錢財的態度，還是瀟灑得很。平鑫濤說撇開寫作，她“生活非常單純，她要求保有自我的生活，選擇了孤獨，不以為苦。對於聲名，金錢，她也不看重。……對於版稅，她也不大計較，我曾有意將她的作品改拍為電視劇，跟她談到版稅，她回說：‘版權你還要跟我說嗎？你自己決定吧’”。
在《童言無忌》中有一段自白，對上麵說到的有關張愛玲記事的真真假假問題，極有參考作用。張愛玲十二歲時，有天晚上，在月色下跟一個比她大幾歲的同學散步。那位同學跟她說：“我是同你很好的，可是不知道你怎樣。”因為在月色底下，因為她是個天生寫小說的人，所以她“鄭重”地低聲說道：“我是……除了我的母親，就隻有你了。”
張愛玲補充說：“她當時很感動，連我自己也感動了。”如果張愛玲的作品都在月色下完成，那我們麵對她在小說和散文中的真真假假，也不知如何應付。但書信是另一種書寫，因人證物證俱在，應該不會給我們真真假假的困擾。她給夏誌清百多封信件，出版後應是張愛玲研究一件大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