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果她不曾“附逆”，張愛玲的脾氣再怪，諒也不會被劉心皇這種“政治正確”的史家貶為“落水”文人。劉心皇認為張愛玲雖然在文字上沒有為汪偽政權宣傳，“但從政治立場看，不能說沒有問題。國家多難，是非要明，忠奸要分”（《抗戰時代落水作家述論》，1974）。張小姐雖說沒拿過什麼津貼，在文字上也沒有顛倒黑白、為虎作倀的紀錄，改變不了的是：她一度是胡蘭成的老婆。在民族主義原教旨主義者的信念中，這就是“原罪”。要救贖，就得認罪、悔改。張小姐不吃這一套，也因此斷斷續續地承受著“原罪”的後遺症。過去十多年，台灣和香港分別召開了兩個大型的張愛玲研討會。事隔沒多少年，陳子善教授等一批張愛玲“粉絲”學者也策劃在大陸召開一個國際會議，名單、場地、日期等細節都安排好了，忽然“有關方麵”出了煞車指示，理由想與張小姐的“原罪”有關。
高全之在《張愛玲學》有言，抗戰勝利以後出版的《傳奇》增訂本序言《有幾句話同讀者說》，應該可以撇清漢奸嫌嫌疑。“《中國的日夜》發表於《傳奇》增訂本，了解這篇散文出現的客觀情勢，我們或能體會作者借此強調自己的中國性，為抗戰勝利興奮與驕傲，也為抗戰期間不能公然表態抗日而懊惱。”
這些話原教旨主義者顯然聽不進去。何滿子生前曾對張興渠說過，張愛玲雖有文才，“但她卻失去了做人的底線。在那國難當頭，有誌之士奔走抗日救國之時，她卻投入汪偽政權一個大漢奸，宣傳部副部長胡蘭成的懷抱，卿卿我我，置民族大義於不顧。日本投降後，汪偽解體，在聲討漢奸罪行的聲浪中，她不但不知悔改，在漢奸胡蘭成逃往溫州時，張愛玲亦癡情趕往溫州，終因胡某另有新歡而被棄。如此的張愛玲，在人格、氣節都成問題，又怎能如此得到吹捧，豈不咄咄怪事？”（張興渠：《憶何滿子先生》，《萬象》六月號。）
抗戰勝利後國民黨通緝胡蘭成，因為他是漢奸。如果他落網，命運會不會像陳公博一樣判死刑？或周作人那樣判十年徒刑？這些都不能瞎猜。可以肯定的是，上世紀七十年代“流放”日本的胡蘭成時來運轉。國民黨為了拉攏“國際友人”的支持，居然在陽明山的中國文化學院（今中國文化大學）設了講座，恭請漢奸到台灣講學。由此可知“忠”“奸”之辨，很多時候都是由誰掌握“話語權”來決定。張愛玲1955年赴美，後來嫁了美國人賴雅（Ferdinand Reyher）。以當時的外部形勢來評說，台灣的“國府”應說她在“友邦”找到夫婿。但那年頭，美國卻是大陸政權的“美帝”“紙老虎”。
南方朔說得好：“在曆史上，張愛玲選擇的是偏離了主流的岔道。她不會被同時代的多數人所喜歡，但曆史卻也有它開玩笑似的殘酷，當它的發展跳過了某個階段，依附於那個時代的迷思也就會解體，一切事務將被拉到同一平麵來看待，誰更永久，誰隻是風潮，也將漸漸分曉。……許多人是時間愈久，愈被遺忘，張愛玲則是愈來愈被記得。”（《從張愛玲談到漢奸論》）。
幾十年來，張愛玲的創作和私生活，“愈來愈被記得”。抗戰期間“落水”的作家不單隻張愛玲一人，但隻有她一人教人念念不忘。她人不可愛，但作品確有魅力。不是盛名之累，不會有人一天到晚給她翻舊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