清末民初，從東洋西洋作品翻譯過來的“域外小說”極盛一時。既是舶來品，自然夾雜著好些新名詞、新術語。以翻譯《巴黎茶花女遺事》名噪一時的林紓有感歐風之銳不可當，喟然曰：“吾中國百不如人，獨文字一門，差足自立，今又以新名詞盡奪其故，是並文字亦亡之矣。嗟夫！”
陳平原教授說得有理，晚清時期的“衛道之士”攻擊新名詞、新術語者大有人在，但“別人還好說，林紓如持此論可就不大好交代”。林紓譯的域外小說，新名詞屢見不鮮。“Sweetheart”在他譯筆下變了“甜心”。新名詞代表新意念、新事物。“Sweetheart”吾國本已有之，“情人”“戀人”“心上人”“意中人”均無不可，林紓不從俗，諒因“甜心”勁帶異國情調也。
新名詞來勢洶洶，所向披靡，最教人失笑的，是自己以為清白，寫的是純正中文，一直要扮演官兵去捉拿“雜種中文”的強盜，誰料攬鏡一照，自己原來也不見得規矩。且引用陳平原在《二十世紀中國小說史》中一條有助觸類旁通的注：
“端方批某生課卷，謂其文有思想而乏組織，惜新名詞太多”，殊不知“思想”“組織”即為新名詞（柴萼《梵天廬叢錄》）；張之洞凡奏疏公牘有用新名詞者，輒以筆抹之，且書其上曰：“日本名詞！”後悟“名詞”即新名詞，乃改稱“日本土語”（江庸《趨庭隨筆》）。
張之洞等“國粹派”，用王國維的話說，欲張天眼抓文字孽種，可憐自己也是半個孽種。陳平原說翻譯“域外”小說固然得用外來語，即使原作也難免新名詞。林紓的《巾幗陽秋》（後名《官場新現形記》），內文新名詞如“總統”“租界”“憲法”“國會”“議員”等多不勝數。
離世多年的老前輩思果（蔡濯堂），一生致力散文創作和翻譯事業。他心目中的白話文範本離不開《紅樓夢》《儒林外史》和《老殘遊記》等經典小說。蔡先生苦學出身，中英文都憑自修得來。對“你能讓我請你出去吃晚飯麼？”這種“歐化”中文，深惡痛絕。他文章一再申述，中文的基本語態是“active voice”。“孩子踢球”說得自然，改為“球被孩子踢”就不倫不類了。
要是思果今天仍在，麵對我們朝夕相處的漢語媒體文字的“生態”，不知作何感想。事隔一個世紀，有關名詞的血統問題，大家早已一笑置之了，還有什麼“華夷之別”，你說是不是？“生態”一詞原非國有，準是“ecology”這個“番文”引進來的。雖然不能看作直係親屬，但彼此相安無事，再說長相又不似“煙士披裏純”（inspiration）那麼“洋”出味兒，我們何不放開懷抱把“生態”收養下來？
但我想思果老兄泉下有知，看到時下一些刊物把中文習慣明顯該用“active voice”的句子改成“passive voice”，一定會瞠目結舌連呼“人間何世！人間何世！”“被失蹤”“被自殺”不久後又聽說“被和諧”，這算什麼話嘛。但這不能怪他老兄的，我們的“國語”隨著“國情”與時俱進。他不問世事，就不會知曉“被自殺”是怎樣完成的。
中文“歐化”（其實是“英化”）勢不可免。如果個案柔順如“生態”者，一一歸化就是。可惜有些名詞翻譯過來麵目太“異形”，一看就知不是漢家兒女。像“挑戰”“分享”“驚喜”。陶傑在《變酸了的中文》說得直截了當，當代中文之所以“變酸”，因為懶惰。“這種懶惰，表現在翻譯上更為明顯。”機械地對號入座的結果是，凡commitment必“承諾”、凡encouraging必“令人鼓舞”諸如此類的“機械性”翻譯。
老派中文本來不時興說“性”的。不是sex的性，而是以suffix突顯出來的“性”，即-bility是也。陶傑舉的惡例：“這個計劃的可行性值得作出研究”。“可行性”者，feasibility也。《朗文當代大辭典》用的例句是：We’re having a feasibility study done to find out if the plan will work。中譯是：“我們正對這個計劃能否實現進行可行性研究”。
你看，積習難改，連辭典也難逃汙染，好像不突出“性”就沒盡翻譯的本分似的。這句話，可不可以簡單地說：“我們正研究這計劃能否實現。”因為“進行可行性研究”這種說法的“可笑性”實在太高了。
近日古德明在其《征服英語》專欄中談翻譯，用了讀者提供的吳靄儀大律師《為終院裁決而歡呼》一文作論述根據。這位讀者把原文再加上他用Google translate的譯文傳給古先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