徐在民國時期跟林語堂時有往還，看來在氣質上沒有受到“幽默大師”什麼影響。林語堂辦《論語》，名字正兒八經，內容荒謬絕倫。為什麼男人有喉核而女人沒有呢？據林大師說，阿當初嚐禁果時，心中害怕，所以吃得半吞半吐，部分因此塞在喉中，這就是Adam’s Apple的由來。夏娃吃得比較自在，蘋果全落腹中，“變為子宮。聽說婦人分娩之苦，月經之髒，皆因吃此蘋果上帝故意責罰所致”。
此即假幽默之名行胡說八道之實的一個例證。林大師獨領風騷的文字，有幸出現於民智未開的時代。這些拿男女有別的生理狀況來開玩笑的“笑話”，若在今天出現，不給婦運分子鬥垮鬥臭才怪。其實，尋人家開心也不是沒有風險的，看你對著做鬼臉的人是什麼來頭。林先生千不該萬不該的是對著拿槍杆子的老祖宗來開玩笑。《論語》列出來的戒條中有一條這麼說：“不評論我們看不起的人，但我們所愛護的人要盡量批評。”
這不得了。除幽默外，還附帶推銷“打者愛也”婆婆媽媽哲學：打在孩兒的屁股，疼在娘的心裏。林語堂的如意算盤不外是：挨罵的當權派若看了這則“戒條”，應該不會反麵，因為，人家瞧得起你才罵你。發表在《論語》的文章，有一篇叫《蔣介石亦〈論語〉派中人》。蔣公看了，不知有何感覺。會不會覺得既能與《論語》中人稱兄道弟，身價自然從此升“呢”（level）？我們所知的是，掌握生殺大權的非《論語》中人覺得林語堂這廝並沒有什麼好玩。就這樣，民國十五年（1926），段祺瑞政府下令通緝四十八名文化教育界人士。我們倡導現代《論語》的林夫子榜上有名。
在禮樂未毀的時代，中國人幼承庭訓，謹言慎行慣了，再鬥膽，在公共場合也不會口沒遮攔，說出像“演講應該像女子裙子，越短越好”的話。“Humor”本來不是國貨。也不知是不是湊巧，百年來文章寫得常教人忍俊不禁的知名作家都慣於崇洋媚外，多多少少喝過些洋水。我一直迷上重慶雅舍時代的梁實秋。他文字少見廢話。且聽他在《廢話》一文道來：“常有客過訪，我未開門，他第一句話便是：‘你沒有出門？’我當然沒有出門，如果出門，現在如何能為你啟門？”
台灣詩人管管，真酷，在《癖》一文坦坦蕩蕩地告訴我們：“狗都有癖，人怎可無癖？有人有殺人癖，我無。我有文癖。”什麼是“癖”？大概是“偏愛”吧，因此他“癖老子的無用。癖莊子的逍遙”。看來管管跟我們有同好呢，因為他說：“我癖梁實秋的雅舍。我癖林語堂的雜文。我癖沈從文張愛玲。我癖汪曾祺的小說。我癖吳魯芹張曉風的散文。”
吳魯芹（1918-1983）是我在台灣大學念書時的老師，授英美散文和西方文學批評的課，生性曠達，沒有自高身價的習慣。一個人，要是太瞧得起自己，是不會自謔的。吳先生不少好文章，都是“以身作則”，拿自己來開玩笑。老師在《六一述願》一文說過，自己在花甲後的歲月，應該叫“餘年”，因為他那一代的人，飽經戰亂，能幸存下來，應視為“分外的紅利”。
一個人勞碌一生，屬於自己的時間實在不多。我們進學堂讀自己討厭讀的書，本想拉倒，但怕父母傷心。出來打工，每遇挫折，就想“引退”，但想到家中老少會因此衣食無著，隻好啞忍。幸好這些都已安然過去了。“餘生”應該是自己的了。
魯芹先生因此寫下這一名句：“我已經過了六十了，不能再這樣規矩下去了。”
吳先生文筆瀟灑，因為人開豁。在一次聚會中，有記者跟他談到生死問題，他說的真的一鳴驚人，自己死後，“但求速朽”。乍聽起來，這句話一點也不好玩，但你要知道，吳先生大半生是在台灣過的。那年頭，在“慶生”場麵大家善頌善禱常聽到的話是：“福如東海，壽比南山”。吳教授說話煞的是自己的風景，除他自己外再沒傷到別人，可說無傷大雅。或可看作“另類幽默”。
說來說去，我總覺得，愛穿白手套的徐，盡管寫言情小說自得風流，但因身上缺少the art of irrelevance的基因，實在不合從事顧左右而言他的幽默勾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