葛浩文即Howard Goldblatt。聽他說是初學中文時一位老師給他取的名字。他在印第安納大學念書時師從柳無忌教授，對蕭紅的著作和身世情有獨鍾，後來以她的作品為基礎寫了博士論文，也從此開始了教學生涯。離開課室後他一有空當就翻譯中國現當代小說。用功之勤，的確可以說數十年如一日。
自從科羅拉多（Colorado）大學退休後，他專誌翻譯，其中一項最大的工程是把莫言的代表作輪回轉生為英語說部。任何作家拿到諾貝爾文學獎靠的都是自己功夫，但因為諾獎評審諸公的母語是瑞典文，通曉的外語不離英、法、德這些“強勢”語言，要衡量一種“冷門”文字寫成的作品的藝術價值，隻能通過翻譯。
譯者的身份，是撮合兩種語言的媒人。譯出來的東西一鳴天下響，光榮是屬於作家的。譯者可以酸溜溜地說他幹的活是“為他人作嫁衣裳”。但說句公道話，一個譯者鎖定了一位心儀的作家來專注翻譯，說是“慧眼識英雄”的也不為過吧。如果這位作家通過翻譯而得在世界文壇“揚名立戶”，譯者就是個不折不扣的“Kingmaker”（造王者）。
《百年孤寂》的作者馬爾克斯拿到了諾獎後接受傳媒訪問時曾說，這本小說英譯本的文字比西班牙原文漂亮。這位譯者是Gregory Rabassa。馬爾克斯公開對外界這麼說，等於肯定了Rabassa造王者的地位。
我跟“葛老”認識多年。一向以為他除了translate、translate外再無其他嗜好。最近有機會跟他在香港見麵，才得知他此外還偷偷地寫了好些“flash fiction”，也就是跟袁瓊瓊的“極短篇”作品類型相似。
鄭樹森教授翻譯了好些保加利亞猶裔德語作家卡內提（Elias Canetti，1905-1994）的小說，收在《耳聞證人》這集子內。我引他“譯後記”的幾句話作為我翻譯了葛浩文三個短篇的“前言”。
所謂“極短篇”或“小小說”這種文類，作品“異於一般短篇的，並不是長度，而是其獨特的表現手法。……這些作品的內容當然荒誕不經。……作家在處理荒誕的情節及人物時，是視為日常生活的一部分。在現代德語文學裏，這種手法裏的超寫實，大概要以卡夫卡的作品為濫觴”。
我從葛浩文的“flash fiction”中選譯了三個我認為極得“小小說”神髓的代表作，以此就正方家。
“不見了”
她清楚記得，早上出門時，她的脖子還在身上的。隻是現在不知在哪兒了。她在腦海中重組往療養院探望健康日壞、生命危在旦夕的年邁姑母所走過的那一段漫長的路。回程時，巴士顛簸不已，馬路兩旁盡是泥濘不說，還差點兒被一輛載著一家四口的摩托車撞倒。脖子掉下來時她該感覺到吧？或者脖子墮地時她應該聽到聲音。或者有路人看到這種情景時曾經呼喊過引她注意？但這都沒有發生啊！出門時脖子還是好好的，隻是回家時就不見了。是不是那陣寒意、或下巴與胸骨摩擦的感覺引起她注意到自己身體起了變化？她實在說不出來。她沒有感到驚慌，也沒有發出痛苦的尖叫。她隻是好奇，推算著脖子的失蹤究竟是什麼一回事。
她聽說過曾有路人甲在俄國看到一個人的鼻子在街上蹓躂蹓躂。也讀過在某處有一個藝術家在不明不白的情形下失去了一個耳朵。脖子的長相雖然沒有什麼地方值得稱道，但其支撐身體關節的功能，有目共睹，一時一刻都缺不了。她相信發生在自己身上的是一個絕不尋常的、如果不是空前絕後的經驗。說起來失蹤的還有一條貴重的圍巾，但這倒是可以再買新的。她到屋子內取下一件高領子的外衣。穿上時注意到從一個新的角度看東西，樣子都會不一樣。這是她在扭動頭顱左右兩邊看時的發現。她的頭幾乎可以作一百八十度的轉動。這夠神奇了，她自言自語地說。但頭顱可以左右移轉，卻不能上下伸縮。一旦外觀平常的脖子失了蹤，她再也不能仰視星象，或低頭小心走路。她非得把脖子找回來不可。
她走到門口，感覺到步伐有點僵硬。她試著住下看看兩條腿，但我們已在前麵說過了，她就是不能往下瞧。她移身到走廊上的鏡子照照看，這才發現自己的膝蓋也不見了。怪不得剛才挪動著身子到鏡前來每一步都痛入心脾。現在她的腳是大腿和小腿拉成的一條直線。出奇的是腳尖幾乎看不到腳趾。
這下子她驚慌了。可怕的不但是接二連三地失去的身體上的零件，更糟的是她連去找尋失物的能力也喪失了。
有人敲門。她拖著像在冰上走路的腳步慢慢移到門前，這才發覺自己夠不到門上窺視鏡的高度，因此不能看見站在門外的是誰。她打開門，門前站著一個男子，手上捧著一捆紅斑斑軟溜溜的東西。原來是條脖子呢！她太興奮了，既沒有謝過來人，也沒有提問一些她應該想到的問題，就一聲不響從那漢子手上取下自己失去的脖子。但手上的東西圓滾滾的，光滑無痣……這不是她的頸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