宋太祖趙匡胤的成就與兩個陰謀有關。在宋代三百多年的風風雨雨中，不乏各種各樣的政治陰謀，但發生在北宋初年的“陳橋兵變”和太祖太宗換代之際的“燭影斧聲”，大概是宋朝曆史上最有價值的兩個陰謀了。趙匡胤是時勢造就的英雄，他創建了堪與漢唐媲美的大宋王朝，但英雄晚年為什麼會對一個童年的玩具而潸然淚下？他站在父母的墳前向北方射出長箭的一刹那，是否真的對所有的一切感到疲憊和厭倦？趙匡胤與史上最有價值的兩個陰謀
任何一次旅程總要有一個起點，即使你不知道最終漂流到何方。我們的千年之旅就從那個據說生下來香氣充盈著整個宅第的“香孩兒”趙匡胤開始吧。趙匡胤很小的時候，曾經在自己玩耍的巷子口埋藏了一個石頭玩具，這是一個做工並不太精細的小石馬，小夥伴們經常趁趙匡胤不在的時候偷偷拿去玩耍。年幼的趙匡胤並不喜歡這種分享，正像他後來發出的“臥榻之側豈容他人酣睡”的統一宣言一樣，自己喜歡的東西容不得他人染指，即使是自己的弟弟、玩伴。趙匡胤把這匹小石馬埋在巷子的一個角落裏，同時也埋下自己的一個心願，他多麼希望小石馬能夠像一粒種子，長出一匹高頭大馬，自己騎上它，像父親那樣威風凜凜；長出成百上千匹駿馬，自己就像遊戲中扮演的將軍那樣，鐵騎所至，無所不摧。但是小石馬沒有在泥土裏長大，亂世中的趙匡胤卻風雲際會，不僅擁有了千千萬萬匹鐵騎，而且馬蹄所踏出的雄壯之聲，令四方諸侯聞之膽寒。我們先讓這匹小石馬靜靜地躺在埋藏它的泥土裏，然後在公元960年料峭的春寒中，悄悄跟著一支心懷叵測的軍隊走出東京汴梁，奔向距汴梁六十多裏的陳橋驛，記得不要出一點聲響，一場改變中國曆史走向的陰謀醞釀已久，正要瓜熟蒂落…．“陳橋兵變”的曆史語境
趙匡胤在960年之前的發跡史，我們不必去管它了，因為不少東西被加入了修飾的色彩，在缺乏曆史見證的情況下，每一次重複的敘述都麵臨許多官方史家所預設的陷阱。關於“曆史”，胡適先生曾把她比喻成一個任人打扮的小女孩，雖然聽說有人論證胡氏沒有說過這句話，那是別人“栽贓”，但是我倒覺得這句話蠻有意思的。小女孩愛胡亂打扮自己，不過這種打扮往往瞞不過智者的眼睛。趙匡胤更值得信賴的曆史應該從960年的陳橋兵變開始，無論禦用史官如何渲染、打扮，這個本來沒有多大聲譽和戰功的青年軍官，在960年之前，很少有機會進入帝國權力的核心地帶，即使他在周世宗死前靠運氣取得了皇家保衛部隊司令長官的職位，但是他並沒有牢牢掌握周帝國的大部分軍權，擺在他麵前的依然是一條機遇與危機並存的道路。
趙匡胤在自己家人和親信的支持下，抓住了這場政治大博弈中那稍縱即逝的機遇，成功地使自己坐上皇帝的寶座。政變一切水到渠成，整個過程中隻有三個軍人的反對聲音，這說明趙匡胤那領黃袍披上的時機是多麼完美。關於政變當天的情況，不少史料都作了詳細的記述，這些記錄出於替曆史“梳妝打扮”的需要，都強調趙匡胤內心的“不得不”，把一個久有異誌的亂世軍人塑造成一個仁義之君的形象，不過這種顯而易見的誇飾很容易被細心的讀者指認出來。趙匡胤政變的關鍵在於當時的情勢，後周政權正處於“主少國疑”的危險境地，而“疑”的焦點不約而同地指向握有京城重兵軍權的趙匡胤。近百年的“城頭變換大王旗”，使後周此時的政變完全可以被老百姓預期，而每一次大的政局變動，幾乎都無一例外地引發社會動蕩，軍人和陰謀家往往是這種“改朝換代”的最大受益者，倒黴的還是那些平頭老百姓。這才是早在趙匡胤的軍隊走出汴梁城之前，整個京城就開始騷動不安的原因。既得利益者在考慮如何保住自己在新主子麵前的地位，如學士陶轂之提前醞釀好周帝的退位詔書；還沒有獲得足夠利益者則打算如何趁亂大撈一筆，我一直懷疑趙匡胤的猛將王彥升就是這樣一個家夥。當然更多的還是命運在亂世中風雨飄搖的普通人，剛過了幾年安穩日子的他們，也在想方設法如何把損失降到最小。
“陳橋兵變”是個曆史預期中的陰謀，因此對它過多的粉飾才顯得荒唐而無聊，正像一個知道大人不相信但還是在拚命撒謊的孩子，他的表情越真誠，我們越覺得可笑。趙匡胤出於“觀眾”需要在陳橋驛的表演沒有問題，軍隊返回京城前他的約法三章也沒有問題，一切都在按部就班地進行。這不是一場突發事件，這樣的陰謀總是會發生，窺伺中原帝位者大有人在。筆者不是在這裏為曆史功利主義者或機會主義者張目，但不得不鄭重地指出，趙匡胤背信棄義、恃強淩弱的軍事政變行動，其產生的效果卻是正向的，發生在陳橋驛那個不眠之夜的陰謀，成為中國政治史上最有價值的陰謀之一。陳橋驛陰謀之價值實現，還有賴於兩個條件。其一是趙匡胤的前任領導周世宗勵精圖治，已經粗定中原，為趙匡胤的事業打下一個良好的基礎，否則天下很可能因為這樣的兵變在極短的時間內分崩離析；其二是，這個陰謀還必須有賴於十幾年後另一場針對趙匡胤本人的陰謀——“燭影斧聲”的支持，在那場陰謀中，趙匡胤成了曆史前行的犧牲品，他的犧牲使他的工作顯得更有價值，否則，在晚唐五代的曆史慣性下，趙匡胤更可能的命運是一個亂世梟雄，談不上構築彪炳千秋的大宋基業。
兵變當日趙匡胤在陳橋驛與那批如狼似虎的部下，約定了進京城的注意事項（因為頭天就已經安排好了接應工作，進京隻是一種態度，預期是不會發生什麼大的戰鬥），部隊就浩浩蕩蕩離開陳橋調頭回京。京城老百姓早已作好心理準備，這些見過亂世真相的人們不幸生在這倒黴的時代，又不幸居住在亂世的政治中心，早已經對這一切變得麻木了，或許他們正在膽戰心驚地迎接又一次兵亂帶來的痛苦。但是趙匡胤的軍隊卻沒有任何對老百姓的騷擾，不過史書上說連商店都在照常營業，那一定是在拍勝利者的馬屁，屬於小姑娘亂“塗脂抹粉”的部分，但市民生活沒有受到大的幹擾大概也是事實。趙匡胤發動兵變，他的部隊此時乃“叛軍”性質，而京城的留守部隊倒是正經八百的“政府軍”。但是正如前麵所說的，京城上上下下，除了皇宮裏的後周小天子和他手下的幾個不知真糊塗還是假糊塗的大臣不知道外，絕大多數人都在靜靜地等待“檢點做天子”的那一刻到來。趙匡胤和他的死黨也為這一天早就作好了準備，軍隊中的策反工作已經很成熟了，幾個關鍵部門都安插上他的親信。趙匡胤假裝熟睡的當晚，負責溝通的信使就已經踏上回京的路程。因此趙匡胤第二天率眾返回京城的時候，一切都已注定，似乎沒有一點軍事行動的味道。他的部隊沒受到任何阻攔，幾乎全部的留守政府軍都順水推舟，樂嗬嗬地當上了“叛軍”。不過此時的“叛軍”身份大概過不了二十四個小時就會成為“論功行賞”的資本，即使再笨的軍人也都能明白這個理兒。五代亂世的軍人大都是這麼幹的，所謂“仁義道德”、“禮義廉恥”早就不知被拋到什麼地方去了。這些保衛京城的家夥們，如果改日再來一個更有實力的李匡胤、張匡胤什麼的，他們大概還是堅定的“風派”。
話雖這麼說，但還是有三個軍人並不在此“風派”之列，他們是如何度過這宋代曆史上最重要的一天呢？
兵變中的三個赴難軍人
關於陳橋驛的故事，已經被史家講得非常圓熟了，筆者自認不是一個很好的故事講述者，不能講得比別人更加繪聲繪色。但筆者是個細心的聽眾，在眾多的講述聲音中，我發現有三個在當時很受關注的軍人，被後來的講述者有意無意地忽略了。這是在趙匡胤兵變當天有史料可征的三個赴難的軍人，錯過了他們，也錯過了我們解讀趙匡胤彼時心態的重要線索。
首先是兩個在曆史上沒有留下名字的卒長——軍隊中的基層軍官，一個姓陸，一個姓喬。他們率領自己的小股皇家近衛部隊“長入祗候班”，堅守防禦崗位皇城南門，讓自信滿滿的趙匡胤碰了一個不大不小的釘子，迫使不想大動幹戈的他改道從北門進去。這兩個“卒長”盡了自己的軍人天職，在趙匡胤繞道進入皇城後，仿效傳說中先賢“不食周粟”、“義不帝秦”的高風亮節，采取了更加堅決與激進的行動，他們自殺身亡，用生命延續了中國古代軍人的一脈軍魂。這兩位卒長大概是五代亂世中最有血性的兩個軍人了，其英勇程度絕不亞於趙匡胤手下的虎狼之師，而且他們的“忠義”行為贏得了趙匡胤的尊重。雖然五代中沒有哪一個政權是通過合乎禮儀道德的方式上台的，沒有哪個政權值得用自己的生命去維護，但是這兩人的自殺一方麵深刻昭示著傳統軍魂的不絕如縷，另一方麵也無情揭露了五代軍人的道德荒漠。趙匡胤從這一事件中感到了一種危機，至高無上的皇權顯得那樣脆弱，即使坐擁雄兵數十萬，也不過隻能得到兩個士兵形式上的保衛，自己和自己的繼承者將來會不會也遭遇到這種尷尬呢？陸、喬二卒長給趙匡胤上了一堂鮮活的“上崗培訓”課，隻不過他們的價值隻能用他們與新政權的極端不合作才能實現，這是一種“得到即毀滅”的困境，這也是趙匡胤此時的情感困境。他聽到兩個軍人的死訊後親自到“長人祗候班”的辦公地點祭奠，並稱這兩個“卒長”為“忠義孩兒”，後來還為這兩個軍士建了廟，賜號“忠義”，並把這隻小禁衛部隊的番號改為“孩兒班”（據史料，“長人祗候班”的番號也一直存在，或許“孩兒班”是一種習慣上的非正式稱呼）。雖然筆者未考出具體時間，但這兩個沒留下名字的“卒長”確實在身後獲得“侯”的封號，據說他們駐守的地方正門被黃布蒙起來不許進出，而在旁邊專門開一個小門，表示對他們的尊重與紀念。他們之所以獲得這樣的抬舉，就在於趙匡胤從他們身上發現了“忠義”這個五代最缺少的東西，也是結束軍人亂政最急需的東西。關於二卒長比較詳細的記錄出自南宋陳世崇撰寫的《隨隱漫錄》卷二，據此書記載，到南宋時“孩兒班”的建製仍在，陳氏的父親還曾奉命撰寫《二侯加封續紀》，其文有日“生而忠，合一身以立大節；歿而神，曆百世以顯威靈。國家賴若而人扶持，風化賴若而人激勵”，可謂深得朝廷加封二人之意，大概也道出了趙匡胤當年未曾明說的心聲。
陸、喬二卒長的事跡不見於當時官方正史，也是一個耐人尋味的政治文化現象，有興趣的讀者不妨探究一下，筆者尚未及詳細分析，因為我聽到了一陣慌亂的馬蹄聲匆匆而過，我們必須跟上騎馬者的步伐，一場人間慘劇即將上演，我們應該做個見證人。這個騎馬的人叫韓通，他當時的官職是“天平節度使、同平章事、侍衛馬步軍副都指揮使、在京巡檢”，一長串的官銜比較難記，簡單地說大概相當於京城警衛部隊副司令兼首都公安局局長這樣的官，從級別上來看至少是個部級幹部。此人原本就不太買趙匡胤的賬，但是又沒有足夠的心計與趙匡胤鬥法，當他聽說趙匡胤終於造反，叛軍已經浩浩蕩蕩地開進京城了，這個光杆司令一下子也沒了主張，像個在外麵闖了禍的孩子逃回家裏才有安全感一樣，當時正在上班的他騎上馬就往家裏跑。結果不幸的是，在路上他遇到了趙匡胤手下大將王彥升。王彥升是個殺人不眨眼的殘忍之輩，受到趙匡胤“約法三章”的限製，這一路進城沒有什麼殺伐之事，也沒撈到什麼好處，早就不太耐煩了，正好看到老對頭韓通匆匆跑過去的身影，於是他立即策馬追趕。韓通剛跑到家門口還沒來得及關門，王彥升就拍馬趕到，一刀結果了韓副司令的性命。官方的史料說韓通原本打算回家組織抵抗，企圖幹擾趙匡胤榮登大寶的進程，筆者認為這種說法還是小姑娘亂抹的口紅，妖裏妖氣的騙人把戲。傾巢之下，安有完卵，一個小小的宅院能撐得起什麼氣候？韓通死在家門口而不是死在官衙裏或軍營中，大概隻能說明他不過是個無勇無謀的莽夫，被突如其來的變故嚇懵了，缺乏無恥文人的應變手段，因措置不當而招來殺身之禍。更殘忍的是，王彥升殺得性起，幹脆衝進韓家把韓通的妻子和兒子殺了，韓通一家大概是這次政變中唯一破壞的家庭了。筆者讀到宋人陳保衡為韓通寫的一份墓誌銘，是目前所能夠得到與韓通遇害有關最可靠的資料了，這份墓誌銘提供了韓家遇害人員的名單，王彥升連九歲和十一歲的孩子都沒有放過。關於韓通為何遇害，最早的記錄當出自“陳橋兵變”的主謀之一趙普，他在《皇朝龍飛記》裏寫到：“上勒兵人城，通方在內合，聞變，惶懼奔歸，率眾為備。軍校王彥升遇之於路，躍馬遂殺之，並殺其妻子。”（《全宋文》卷四四）明眼人一定能看出“率眾為備”四個字屬於小姑娘胡亂塗抹的部分，道理很簡單，如果僅是韓通的打算，韓通已死，無人對證；如果是既成事實，“並殺其妻子”則於理不通。王彥升《宋史》有傳，但對他殘忍有所隱諱，倒是宋人李燾編的《續資治通鑒長編》更無所顧忌，我們不妨對照著讀一讀。關於殺韓通一事的記載，《宋史》雲“彥升以所部先入京，遇韓通於路，逐至第殺之”，行文幹澀，語焉不詳。相比而言，（《續資治通鑒長編》的記載更具現場感，而且也表現出王彥升殘忍本性：“王彥升遇通於路，躍馬逐之，至其第，第門不及掩，遂殺之，並其妻子。”特別是他采用了趙普《皇朝龍飛記》中可信的部分，體現出這次“溫情脈脈”兵變的血腥一麵。附帶說及的是，《宋史》寫王彥升駐守地方時，“西人有犯漢法者，彥升不加刑，召僚屬飲宴，引所犯以手摔斷其耳，大嚼，卮酒下之”。《續資治通鑒長編》也有同樣的記載，但在數量上，《宋史》說“前後啖者數人”，而《續資治通鑒長編》提供的情況更值得相信：“前後啖其耳者數百，戎人畏懼，不敢犯塞。至天聖中，西戎猶有無耳者，蓋彥升所啖也。”相比較而言，《續資治通鑒長編》的記載更加豐盈，洵為治北宋曆史研究的重要資料。雖然史書諱言抄家之事，但愛吃人耳朵的王彥升是個貪得無厭的家夥，這次進城沒撈到燒殺搶掠的機會，韓通一家撞到槍口上，難道他能不借機抄略一番嗎？另外，蘇轍《龍川別誌》提到韓通是在率衛隊抵抗的過程中被殺，宋人王鞏《聞見近錄》認為韓通死於石守信部隊的箭下，但這些說法都不大好解釋“並殺妻子”的事實，所以也隻能聊備一說，不足征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