韓通確實是趙匡胤的異己分子，而且據說在軍方多少也有一些根基。如果沒有王彥升的殘暴與莽撞，新政權如何處理韓通還真是一個大難題。王彥升幫了趙匡胤一個大忙，趙匡胤充分發揮自己的政治智慧與手腕，將錯就錯，把一個事變中手足無措、無謀無略的笨軍官，塑造成一個“臨難不苟”的典型加以表彰，他發布了《贈韓通中書令誥》（這是趙匡胤上台後發布最早的幾份文件之一），在這份文件中趙匡胤宣稱：“易性受命，王者所以應期；臨難不苟，人臣所以全節。”巧妙地解決了韓通之死麵臨的政治麻煩，而且還假惺惺地說本來打算對韓通“殊榮”，結果沒想到他“蒼黃遇害”，趙匡胤還裝作很痛心的樣子，說什麼“良用憮然”，給遭到滅門之禍的韓通開了張“中書令”的空頭支票，把他以禮安葬了。但這明顯是趙氏樹立的假典型，是處在陰謀中心的趙匡胤在兩難中不得不然的選擇。他一方麵靠不忠不義篡奪了皇位，一方麵作為既得利益者又要及時阻止同樣事情的發生，對所謂“忠義”之輩做出一定限度的表彰姿態（如太過分則無法麵對陪著自己造反的哥們），這也確實讓趙匡胤為難。對於這個自己樹立起來的假典型，趙匡胤實際上並沒有給以真正的尊敬，這一點不同於他對陸、喬二卒長的態度。後來的某一日，趙匡胤駕臨開寶寺，在參觀寺中壁畫時，發現其中居然有韓通父子的畫像，他十分反感，一時間似乎忘記自己對韓氏之死的表彰，馬上令人把畫像處理掉。這一小小的細節暴露出他心中的真實想法。
“將軍皇帝”還是“皇帝將軍”
在普通人的眼光裏，趙匡胤大概是一個具有超前意識的天才政治家，他建立的大宋王朝開啟了中國曆史一個新時代，不少研究者把這個時代稱作中國“近世”的開端，但是筆者更欣賞宋史專家鄧小南的一段論述，她說：“趙宋以後，中國曆史上再沒有通過兵變或所謂‘禪讓’等方式篡取中央政權成功者，再沒有嚴重的地方分裂割據局麵發生。這種狀況不僅與宋朝開國之後的一係列政治措置有關，也與它所承襲的五代時期的政治積累直接相關。”（《祖宗之法：北宋前期政治述略》）這段論述給筆者以很大的啟發，趙匡胤是時勢創造出來的英雄，其著力打造的文人政治社會，本身也是中國古代政治史發展的必然，並不是一兩個天才政治家所能創造和左右的；大宋王朝終於能脫離五代之命運，絕非陳橋的一襲黃袍所能決定的，其在思想界也相應地有一個正統意識逐步確立的過程。從這個意義上看，我們也許能夠理解為什麼趙匡胤不喜歡韓通，因為韓通的死頂多是利益間的爭鬥，趙匡胤隻不過是借他的死做做文章，與“忠義”本身倒沒有什麼關係。
清人王夫之對趙匡胤有一段評價頗值得注意，他說：“（宋太祖）乃乘如狂之亂卒控扶以起，弋獲大寶，終以保世滋大，而天下胥蒙其安。嗚呼！天之所以曲佑下民，於無可付托之中，而行其權於受命之後，天自諶也，非人之所得而豫諶也，而天之命也亦勞矣！”筆者雖然不同意王夫之所謂的“天命觀”，但是宋太祖之崛起並建功，並不一定是出自他的天才，確實有許多偶然因素在。他雖然開啟了文人政治的新時代，但是在執政期間，文人在力量上並不足以改變政權的構成。重視文人在政權中的地位，更多的是出自政權穩定的利益考慮，他還沒有注意到新的生產關係變化以及廣大士階層的從政訴求。五代是武人政治的巔峰時期，政權的迅速交替，更加凸顯了武人在政壇上的作用。趙匡胤作為一個風雲際會的軍事將領，沾染時代之陋習，又能具有超時代的眼光與涵容，一方麵逆社會普遍輕文之潮流，給文人以優渥的地位，一方麵作為一個武人，也與自己心底的喜好做鬥爭，給文人以應有的尊重。趙匡胤用來指稱士人的經常是“措大”、“書生”、“豎儒”、“儒生輩”等詞彙，雖不乏調侃之意，但內心深處恐怕還是有一些輕視。從他與文臣交往的細節來看，也確實多有粗魯處，如果廢君臣“坐而論道”之禮（據說本來大臣給皇帝彙報工作是可以坐著的，而趙匡胤偷偷把大臣的椅子搬走了），趙匡胤還顯出一定的涵養，那麼他經常做出侮辱文人大臣的事情，則有些不可理喻了。
據說有一天大臣趙普（就是那個所謂“半部《論語》治天下”的北宋名相）和盧多遜一起到趙匡胤這裏談公事。趙匡胤對自己使用的“乾德”年號很滿意，趙普在一邊順著話茬逢迎趙匡胤，這時候頗有心計的盧多遜不緊不慢地說：“這個年號偽蜀曾經用過。”趙匡胤聽後大吃一驚，馬上令人翻檢史書，盧多遜說法得到證實。懊惱至極的趙匡胤用毛筆在趙普臉上抹了好幾道黑墨，怪他沒有學問，讓皇帝跟著塌台。結果趙普就隻得一副“大花臉”的樣子上下班，直到第二天得到趙匡胤的允許才把臉上的黑墨洗去。還有一次，趙匡胤在皇宮的花園裏打鳥，有個大臣說有急事要見皇上。他趕緊安排會麵，結果大臣所奏的都是些平常的小事，趙匡胤很生氣，覺得對方攪了自己的玩興，質問他為什麼拿著雞毛當令箭，把些許小事說成要急辦的大事。那位老兄也是個直脾氣，他說：“我覺得這些事情與您打鳥玩比起來，怎麼也算是急事吧？”這下子把趙匡胤的武人習性給惹出來了，他隨手用“玉斧”砸到大臣的嘴巴上（這個“玉斧”很重要，它在“燭影斧聲”裏還會出現），當場就打下兩顆牙齒。這位受到嚴重傷害的大臣不慌不忙，彎下腰從地上撿起被打落的牙齒放到懷中。趙匡胤更加氣憤，大聲罵道：“你收拾好斷齒，難道是想當物證找地方去告我嗎？”大臣說：“您是皇帝，我告不了你，但是發生這樣的事情，我想史官們應該記下來吧。”《續資治通鑒長編》最後這樣寫道：“上悅，賜金帛慰勞之。”這句話是給這個故事加上一個漂亮的尾巴，記錄者或許是為了光輝一下帝王的形象，使趙匡胤看起來像一個知錯就改的明君。有的時候，趙匡胤幹脆仗著皇帝身份向大臣耍起了無賴，比如趙普有一次上奏請求皇帝提拔某人，結果趙匡胤不喜歡這個人，無論趙普怎麼勸說他就是不同意，甚至放出話來：“我就是不提拔他，你趙普能把我怎麼樣？”從這些小事上我們可以看出趙匡胤身上的亂世梟雄習氣，這種習氣是由後梁太祖朱溫開其端的，此後六七十年間這樣的記錄史不乏書。筆者並非力圖證明作為皇帝的趙匡胤之不合格，相比同時代其他當政的武人，他已經幹得相當不錯了，史書中那些塗抹的部分也多多少少有些本色。但這些材料也能夠說明，趙匡胤不可能完全超越時代所賦予他的一切，他自身的政治素質也隨著統治經驗的豐富而逐步提高，其榮譽更多的來自後世的完美化。我們甚至可以說，是曆史偶然選擇了趙匡胤，而不是趙匡胤創造了一個新的世界。
趙匡胤的政治智慧在同輩軍人中屬於秀然傑出者。早在跟隨周世宗南征北戰中，素不喜讀書的他也開始注意搜訪、閱讀書籍，了解前代興衰治亂之由；為了在亂世中把握自己的命運，他在軍隊中交結大量軍官，不斷地擴大自己的實力。在他當政的十七年時間裏，他幾乎一刻也沒有忘記戰爭，這固然與他統一天下的誌向有關，同時也與他曆經多次政變而逐漸培養出來的危機意識有關。我們閱讀他稱帝後的這一段曆史，可以發現與宋太宗趙光義有明顯的區別。開寶九年(976)的十月，就在趙匡胤駕崩前的幾天裏，宋軍與北漢交戰不時傳來勝利的消息，雖然都是規模不太大的戰鬥，但已昭示著這個年輕帝國積極的進攻態勢和武力統一的決心。同是在這個十月，趙匡胤還親自到西教場檢閱部隊，觀摩攻城部隊“飛山軍”的實戰演練。趙匡胤統治期間非常重視水軍的建設，這一點似乎不太為人所關注。他的統一策略是先南後北，雖然曾一度違背了這個原則，但是攻擊北漢失利後馬上又調整回原來的戰略計劃，繼續對江南施加軍事壓力。對南方作戰自然少不了水軍，宋軍作為北方勁旅，隻有在水上作戰具備一定的實力，才有可能實現平定南方的戰略目標。可惜南唐、吳越統治者當時都滿足稱臣納貢的現狀，沒有從趙匡胤的日常行動中預見到自己將來滅亡的命運。據筆者統計，趙匡胤統治期間一共三十五次視察水軍訓練和軍事物資準備工作，平均每年有兩次，遠遠超出了對陸戰部隊的視察。他視察的內容主要包括“觀習水戰”、“觀造船”、“閱新戰船”等，所視察的去處以“教船池”最多，其次是“造船務”、“講武池”、“新池”等處。特別是打算對江南用兵後，他檢閱水軍演練的地點也更加開闊了．直接來到汴河上。不僅在軍備上殫精竭慮，在娛樂方式上，趙匡胤也充分體現出了一個五代梟雄的特點。他統治期間舉辦大規模宴會的次數並不多，因為畢竟還不是一個可以窮奢極欲的時代，值得注意的是，趙匡胤的宴會大部分都有獨特的軍事內容，那就是射箭。表麵上看似乎是恢複古禮，實際上主要還是趙匡胤個人喜好和時代重武風尚使然。趙匡胤黃袍加身後一共舉辦了三十八次這樣有軍事競技內容的宴會，這個數據遠遠高於宋太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