實際上在這三個動詞裏麵，具有原生意義的是“召”，即趙匡胤發出命令，讓範質等後周大臣前來拜見。這個“召”的動作應該最符合當時的曆史語境，因為叛軍入城、明德門的檢閱等，都是在一上午比較短的時間內發生，作為前政權的宰相們，在沒有得到趙匡胤的命令前，是不大可能亂跑亂動的。那個韓通不就是因為急匆匆地往家裏跑而慘遭屠戮的嗎？（雖然據上引《聞見近錄》的材料，韓通可能死於石守信部隊的亂箭下，但這是條孤證，與現存大部分史料不合，對這條材料我們還是抱有存疑態度。）因此筆者相信趙匡胤確實以天下新主人的姿態，做了“召”的指令，否則以他當時的官職級別，是沒有“召”宰相資格的。雖然隻是一個小小的動詞，但是卻清晰地體現了當時矛盾雙方的心理狀態。宋人從趙普開始就不斷地篡改、編造曆史，拚命強調趙匡胤兵變的“不得不”，把主要責任丟給一些在曆史上不可能留下姓名、無法查證的亂世軍人身上，好像把他們當作曆史的推動力。而那幫子隻知獲取更大利益，沒有什麼忠義廉恥之心的叛軍們，實在是無法領取這份改變曆史的光榮。宋人的篡改曆史給我們後人探求曆史實相造成困難，但是總有疏忽的時候，而且筆者堅信，謊話被很多人言說，漏洞也就會越來越大，真相也就越來越清晰的呈現出來。當然，有的時候我們永遠無法得到真相，即使有可能得到，那些真相也隻呈現給細心、善於思考的讀者。對於我們這個故事的主角範質來說，這個“召”對他意味著什麼呢？意味著他在這驚天劇變中的無能為力，意味著他才是真正的“不得不”。
第二個動詞是由叛軍做出的，即所謂的“擁”。這個詞與趙匡胤的“召”是緊密相連的，正是因為趙匡胤的命令，士兵才能去對範質們做出“擁”的動作。雖然有的史料把這個字隱藏起來，但司馬光的《涑水記聞》用了這個字，應該是反映了當時的實際情況。筆者認為，“擁”用在這裏，與用在陳橋驛叛軍叫囂四野、“擁”趙匡胤穿上黃袍的意味完全不一樣。為了更好的說明這一問題，我們有必要對這個透露重大曆史信息的“擁”字含義做一點考察。這個詞主要被當作一個動詞來用，表示手臂的環繞動作，往往附著暖色調的感情，如“擁抱”；由它的原意可以引申為簇擁、環圍的意思，如李白的《贈宣城趙太守悅》詩曰：“三千堂上客，出入擁平原。”三千人不可能抱著平原君，隻能是圍在周圍的意思；再由此引申下來，“擁”就有了“保護、擁護”的含義，如《漢書?匈奴傳下》日：“擁有罪之臣而絕慕義之君也。”現在我們常說的“擁軍愛民”就是這個層麵的意思，這一個解釋係統可以用來說明趙匡胤被“擁逼”的內涵，此時的“擁”字含有明顯的“擁戴”、“支持”的情感指向。除此之外，“擁”的意思還有另外一個解釋係統，也是由原意出發，引申出“持”、“執持”的意思，如鴻門宴上劉邦危在旦夕，樊噲聽說後“帶劍擁盾人軍門”，豁出性命地保護劉邦（《史記》卷七）；王安石《遊褒禪山記》日：“餘與四人擁火以入，人之愈深，其進愈難。”另外再加上一些情緒色彩，則引申出“裹挾”、“推送”之意，如《宋史?李若水傳》：“粘罕令擁之去，反顧罵益甚。”而我們所引史料中叛軍對範質的“擁”，就符合這一解釋係統，其情感色調為冷色調，叛軍“擁”範質，實際上是“綁架”、“強迫”的一種修辭化表現，甚至可能透露出“肢體接觸”的信息。雖然用到這個“擁”字的史料都沒有對當時的具體情形做進一步描寫，但是我們似乎可以想見那些誌得意滿的叛軍們，頃刻之間顛覆了一個王朝，連昔日的上司韓通都敢於殺害，怎麼可能對這個被滅亡政權的宰相客氣呢？當貪欲和暴力結合起來，人性會發生巨大的變異，更何況這批本來就沒有什麼操守的亂世軍人，在他們眼裏，範質們不過是一群階下囚罷了。因此我們似乎能聽到他們頤指氣使的神態和罵罵咧咧的聲音，甚至也可能有推推搡搡的動作。“擁”這個很能反映當時情況的動詞，並不是出現在所有的史料中，有的人把這一情節隱去了，大概就是看到了這其中隱含的秘密。同時，這個用在範質身上具有強迫意味的動詞，更加突出了範質的“不得不”，他大概是除了後周小皇帝家庭之外，最不願意看到政變的人了，這一天使他與大部分同僚們迥然不同，從而更具有悲劇性。
出現在史料中的第三個關鍵動詞，是範質的“率”，這裏即“帶領”的意思。這個字最早出現在南宋人王稱的《東都事略》中，按說采用這樣的說法，記載近二百年前的事情，一般應該有所本，但筆者暫時沒有找到其他旁證依據，以現有的北宋史料來看，筆者還沒發現用這個詞的。值得注意的是在上引北宋蘇轍《龍川別誌》和王稱《東都事略》中，都提到範質聽說趙匡胤發動兵變而深深自責的情節，甚至不知不覺中把同僚王溥的手都給掐破了，反映出範質當時的震驚與不知所措。但是這兩條材料不約而同地刪掉了“擁”的情節。因此筆者估計《東都事略》可能采用《龍川別誌））的說法，或者至少這兩條材料是同源關係。但是筆者注意到從《龍川別誌》到《東都事略》，對範質的記述還是有變化的。在《龍川別誌》中，範質是“早朝未退而聞亂”，然後開始掐王溥的手，然後是“既人見太祖”，蘇轍雖然沒有提到“擁”的情節，但是從“聞亂”到“入見”是有一段時間的，並且他也沒有強調“入見”是主動性還是被動，這為後來的讀史者留下了想象和還原的空間；但是王稱的（（東都事略》則不同，在這一情節的處理上，對曆史事實造成很大的歪曲。他用的是“時質方就食合中，聞太祖入，率王溥魏仁浦就府謁”，期間的動作給人的印象是連貫的，形成的一個新的曆史解釋可能，而這個可能，據筆者判斷就屬於是小姑娘胡亂塗抹的部分。“率”這個詞雖然也可能是僅對發生事實的中性描述，比如，範質無論在被“擁”的情況下，還是在被“請”的情況下，他和他的同僚們“不得不”來拜見趙匡胤，而範質恰恰是這批前朝大臣中資格最老的或者官職最大的，所以他成為前來拜見者事實上的“領隊”，用一個“率”字在這裏或許講得通，蘇轍使用的“既人見”就能取得這樣的模糊效果。但一方麵“率”字雖有主動或無所謂主動被動之意，曆史塗抹者和閱讀者大都更容易不自覺地傾向對勝利者有利的解釋，他們實際上借此傾向性解釋影響了我們曆史想像的維度，這一點倒是與“既入見”不同。另一方麵，“春秋筆法”是中國史學的傳統，我們不能隨意否定某個字詞背後的意味，特別是這些詞本身體現了不同史家的選擇，更應當引起我們的注意。更為離奇的是，《東都事略》在此動詞前麵，還有一個範質的動作，那是一個聽覺動詞“聞”。這兩個動作接連發生，“率”的非主動化解釋就完全沒有可能了，因為從“聞”到“率”，之間的其他可能完全被抹殺，這裏既沒有趙匡胤生氣淩人或溫文爾雅的“召”，也沒有叛軍頤指氣使或推推搡搡的“擁”，而完全出自範質作為亂世政治家的素質，以及對新君主的接納。王稱（《東都事略》的這種表述，顯然是在拍勝利者趙匡胤的馬屁，影響了讀者對範質心態的判斷。表麵上看起來與蘇轍《龍川別誌》很相似，但二者有深刻的不同，不對這樣的材料做一定的辨析，拿過來就開始“書寫”曆史，是很容易被曆史本身騙到的。
實際上據《四庫全書總目》的記載，南宋人就已經對王稱的《東都事略》很不滿，但是《宋史》是非常看重《東都事略》的，據《四庫全書總目》裏引用清人王琬的話，說“元修《宋史》實據此書為稿本”。上引《宋史》範質本傳的材料大概也出自《東都事略》。但如果我們仔細閱讀，元代史官在引用《東都事略》時顯然有所取合，比如它雖然保留了“率”字，但卻把那個“聞”字刪掉了，從而避免了兩個詞連在一起用時所可能造成的曆史想象。《宋史》是部備受批評的史書，裏麵確實有許多謬誤之處，但至少從這一例來看，《宋史》的編撰者還是有著史學良心的人，至少他們注意到範質在那天上午並非是新政權早有預謀的合作者。那一瞬間的猶豫
說完範質與趙匡胤這場艱難的會麵，筆者甚至有些累了。近幾年史學界經常被提起的說法是回到研究對象的“曆史語境”，這樣才能對研究對象有比較接近事實的把握。但這隻是一個美好的願望，真正去重現這樣的曆史語境，我們卻會碰到很多障礙，而且一不小心，還有可能被自己所發現的細節所誤導，一頭紮進“過度闡釋”的陷阱。這一個上午對大周宰相範質和即將成為大宋天子的趙匡胤來說，都是非常重要的。我們要了解當時士人的心態，僅靠一些多年以來浮光掠影般的曆史常識，無法真正走人他們的心靈，也無法全麵了解當時發生的一切。有時候就那麼一瞬間的事情，我們卻要費很大的功夫去解讀這一瞬間所隱藏的曆史信息。好在這些細部的工作，最後會慢慢地形成一個相對完整的印象，曆史真相就在這樣的解讀中，被一層層剝去偽裝。但有的時候，這個偽裝並不是那麼好剝，比如960年2月3日的上午，範質最終拜倒在趙匡胤的腳下，宣誓做了新政權的順臣，這一切是怎樣發生的？我們透過關於這個上午所有真真假假的敘述發現，有一小段的時間單獨屬於範質，找到並對這段時間做出合理的解釋，我們可能會更進一步了解範質這個人。
我們還以上文引用的那八條材料為基點，先嚐試把這段屬於範質自己的時間找出來。在北宋王曾《王文正筆錄》裏，這段時間是不存在的，王曾的曆史發展是線性的，一切在這個上午水到渠成，唯一遺憾的是，趙匡胤演講完了，“範質等未及對”，似乎暗示了當時有那麼一瞬間，範質還沒有做出行動決策，要不然王彥升的“按劍叱之”似乎沒有直接的動因（請注意，“叱之”這一動作的發出者，既有可能是趙匡胤，也有可能是“按劍”者。動作主語的不同，“叱”的對象也不同。雖然王曾之後的史料都強調是太祖“叱”不禮貌的叛軍，但王曾的這條材料確實有歧義，我們不能對這種歧義熟視無睹）。作者雖然給我們留下詮釋的空間，但是畢竟沒有說明當時的情況，且王彥升那一刻大概正忙著追殺韓通，大部分史料都認為那個“按劍”進行武力恐嚇的人是羅彥環。《王文正筆錄》接下去就寫“質等惶懼降階”，被叛軍一嚇，膝蓋馬上就軟了，明顯與事實不符。因為趙普《皇朝龍飛記》雖然有替趙匡胤造史之嫌，但在敘述範質拜不拜趙匡胤這個問題上，沒有任何撒謊的理由，《皇朝龍飛記》裏寫道“王溥降階再拜，質等鹹降階再拜”，這裏麵明顯有個先後順序，既然如此，當中也必定存在一段屬於範質猶豫的時間。作為能夠“率”眾僚的範質並沒有馬上變節，而資曆相對淺些、也是大周宰執大臣的王溥首先變節，使範質陷入孤立的境地，這才使他在猶豫片刻後，也采取了與王溥同樣的行為，這是《皇朝龍飛記》無意中透露出來的事實。而王曾的敘述顯然沒有注意到這種不同，把一個很有骨氣的亂世文人，寫成一個貪生怕死之輩，這是很不公平的。
司馬光的《涑水記聞》裏雖然也有“質等未及對”的情節，但重要的是範質在叛軍的威脅下，並沒有什麼“惶懼降階”之事，而是根本就不為之所動，反而繼續擺出當朝大臣的姿態，對自己曾經信任有加的叛軍首領趙匡胤“頗誚讓”，大罵一頓。罵的內容當然不會完整流傳下來，但是我們可以從蘇轍《龍川別誌》的記載中，大體可以想見當時的情形。就在範質挺著不跪的這小段時間末尾，這天上午的另一個重要人物開始走進大宋曆史的前台，這個人就是王溥，他在幾分鍾前被範質掐破了手。王溥雖然與範質都生於亂世，但筆者認為他才是五代亂世的長子，是個地道的現實主義者。蘇轍的《龍川別誌》寫趙匡胤在軍隊裏擁有雄厚的人脈資源，不僅如此，“雖宰相王溥，亦陰效誠款”，私下裏偷偷給趙匡胤送了一份大禮。由此可見這個王溥早就開始拍趙匡胤的馬屁，說不定他最盼望是趙匡胤造反而不是別的什麼人，一個園子的價值可不是小數目，這筆政治投資是要有回報的。在五代中，像王溥這樣的投機主義者比比皆是，而像範質這樣剛正之人則比較少見。不過不幸生在亂世，手無寸鐵的文人，除了想法設法保住自己的既得利益，或努力不使這個社會變得更壞，還能做什麼呢？司馬光的記載使我們可以得出這樣一個結論，是士人內部“擇利”分子的反戈一擊，才使範質以“不得已”的姿態，最終跪倒在趙匡胤的腳下，叛軍的劍在他眼裏算不得什麼大不了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