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概在2003年夏季，上海市花了一大筆銀子（據說是450萬美元），從一個美國佬那裏買回了被譽為“法帖之祖”的北宋祖刻《淳化閣帖》，一時間這一部非常專業化的老古董，成了上海人民茶餘飯後的談資。不久，《文彙報》著名的學術版“學林”刊登了署名楊心嶺的一篇妙文，題目非常具有煽動性——《書法史上千古疑案：（淳化閣帖>何以排斥顏真卿》（以下簡稱楊文）。不知是編輯先生一時疏忽看走了眼，還是本來就為爭鳴留有地步，總之這篇貌似很學術的文章把做學問所可能犯的錯誤，幾乎都用最典型的方式犯了。在國民讀史熱情和水平被易中天、於丹們極大提高的今天，要找這麼一篇謬誤百出的討論曆史的文章，還真的不太容易。但因筆者當時對《淳化閣帖》和北宋書法史不甚了解，雖然明知楊文學理上的謬誤，也沒能寫出一篇有力的商榷文章。這四五年來，筆者繼續做自己的研究，也一直關注著《淳化閣帖》的問題。今天偶爾有暇，上網瀏覽一下新聞，不自覺地打出“淳化閣帖”幾個字，沒想到的是，一下子跳出來一大堆轉發《書法史上千古疑案：
何以排斥顏真卿》的網頁，這些網站都標明文章來源是《文彙報》，這樣做既符合網絡轉載規定，也同時給此文貼上“權威性”、“學術性”的標簽。學術版編輯碰到自己不太懂的東西不去請教曆史專家審讀，匆匆忙忙地製造“轟動效應”，釀成低級學術事故，致使謬種流傳，使《書法史上千古疑案：（淳化閣帖>何以排斥顏真卿》這樣荒唐的文章，四五年後還在《文彙報》的招牌下大行其道，真是史學界莫大的恥辱，也顯示出書法史研究的缺席。因此，筆者覺得極有必要再次為這件陳年老案梳理一下，以正視聽。《淳化閣帖》是怎麼來的 首先需要聲明的是，筆者雖然稍稍讀了一些史書，但對書法而言，卻隻是個業餘愛好者的水平，對所謂的“帖學”也不甚了了。以我簡單的理解， 太宗聽政之暇，嚐以觀書及筆法為意，諸家字體，洞臻精妙。嚐令中使王仁睿持禦劄示著，著日：“未盡善也。”太宗臨學益勤，又以示著，著答如前。仁睿詰其故，著日：“帝王始攻書，或驟稱善，則不複留心矣。”久之，複以示著。著日：“功已至矣，非臣所能及。”其後真宗嚐對宰相語其事，且嘉著之善於規益，於侍書待詔中亦無其比。 ——《宋史》卷二九六 這段文字約占王著本傳字數的三分之一，是他除了彙編《淳化閣帖》外的主要事跡。就是這樣一個頗受宋太宗重視的書法專業官員，在宋太宗的授意下，經過多年的儲備、汰選，終於在淳化年間彙編成了一本《淳化閣帖》。可以說這套《淳化閣帖》是宋太宗文化建設的重要成果，也從一個側麵體現了宋太宗的“文治”水平。但王著畢竟不是王羲之，其書法水平雖然秀然傑出於當代，但正應了那句話，“世無英雄遂使豎子成名”，宋初書學不振，使王著這樣的半瓶子醋儼然成了一代大家。實際上他對書法藝術的感悟和鑒賞、辨別能力，和曆史上頂尖書法家比起來，還是有很大差距的。《淳化閣帖》雖然被稱作“法帖”的鼻祖，但是裏麵的錯誤也是一塌糊塗。書法作者的年代編錯了，這屬於“硬傷”，沒什麼好說的，我們隻能認為王著沒讀多少史書，學問不高。裏麵該選誰不該選誰，也弄得後世頗有爭議，批評王著缺乏鑒賞力的聲音不絕於耳。近日又讀到王靖憲先生《 《書法史上千古疑案：（淳化閣帖>何以排斥顏真卿》——文說“《閣帖》是我國第一部著名法帖”、“大量古人書法墨跡賴它得以保存，被後世譽為法帖之冠，其功千秋”。筆者雖然不懂所謂的“帖學”，對這本《閣帖》在書法史上的作用沒有什麼發言權，但我查閱了一些研究文章，很多研究論文說法與該文差不多，我也人雲亦雲，並不反對這一看法。文章的作者楊氏通過翻閱了多種版本的《閣帖》，均沒發現收有顏真卿的墨跡，我手頭的書法方麵資料不多，沒有那麼多版本，隻有一個湖北美術出版社出的《淳化閣帖》影印版，看起來裏麵也沒有顏真卿的字。而且我梳理了曆史上評論《淳化閣帖》的文章，那些古人們看到的本子也許比我們現在看到的還要好一些，他們也從沒有談到《閣帖》裏麵顏真卿的字如何如何（隻發現了一個特例，下文將談到），並且《淳化閣帖》出版半個多世紀後，北宋劉沆在長沙出版它的增訂版（即所謂的《長沙帖》），據說專門增加了顏真卿的字，亦可反證原來版本可能並沒有顏真卿的字。可以說在這一點上，我們給楊氏提供了更充分的證據——《閣帖》裏確實可能從來就沒有“顏字”。但楊氏接下來得出一個十分荒謬的結論：“《閣帖》排斥顏真卿確信無疑。”自己生造了一個所謂的“千古疑案”，然後再煞有介事地去破解它。就這麼小小的一步，真理就擦肩而過，遙不可及了。 即使一個沒有多少曆史素養，但懂得一些簡單生活邏輯的人也知道，“沒有”和“排斥”之間，遠遠不能劃等號。“沒有”可能是因為“排斥”，但“沒有”絕不能確信是“排斥”。比如我們可以用一大堆資料來證明宋太宗雖然喜歡讀書，但是他從來不上網，我們能據此“確信”宋太宗“排斥”網絡嗎？道理實際上就這麼簡單，即使不做任何考證，也可以從學理上擊倒那篇試圖解開“千古疑案”的文章。但是，正因為這是一個討論問題的好標本，我們還是按照學術規範，來把這個問題解剖一下吧，說不定有一些新的發現。 “顏書”在宋初的傳播 根據我們一般的生活常識，所謂“排斥”，往往在有選擇意識和選擇可能的情況下才得以發生，正像我們討論某人不喜歡上網、排斥上網，那總是在網絡已為他所知，並了解到網絡可以成為休閑生活選擇方式，而且他也完全有能力支付相關費用，如果他刻意不去上網，這才談得上是“排斥”。像一些落後山區的農民，剛剛解決了用電和自來水的問題，人均年收入還不夠買一台便宜的電腦，我們絕不能把他們的不上網認定成“排斥”。對《淳化閣帖》的編輯者而言，怎樣才算得上構成對顏真卿的排斥呢？無非是這樣一種情況，顏真卿的書法藝術價值已獲得普遍認同，大家也知道他應該進入被選擇的範圍內，然後由於政治或曆史的原因（如楊氏的“論證”，因為顏真卿抗擊了安祿山，趙家皇帝二百年前的老祖宗是安祿山的部將，所以趙顏兩家是血海深仇），故意不選擇他的作品，這就構成“排斥”。實際情況是這樣嗎？ 遺憾的是，事情並非如此。顏真卿的書法在北宋之逐漸被認可與北宋士風之涵養有很大的關係。顏真卿從宋初的默默無聞到北宋中期逐漸被人所注意，一直到被蘇軾、黃庭堅們的高度評價，實際上經曆了一個漫長的過程。這一個過程的關鍵時期發生在宋仁宗慶曆之際。在慶曆之際前的宋人眼裏，顏真卿雖然算得上唐代的名臣，但是卻很少有人關注過他的書法藝術。唐代令狐垣為顏真卿寫的神道碑對顏真卿的書法有過稱讚，舊題唐人韋續編的 由上述材料我們可以發現，自五代到北宋前期，顏真卿的書法藝術還遠遠沒有獲得社會的普遍認同。這個情況到了歐陽修的時代明顯發生改變，歐氏主持編撰的《新唐書》，其顏真卿傳大部分襲自《舊唐書》，但是卻在結尾部分加了這樣一段議論，表達出慶曆時代的士人對顏真卿的看法，這段議論如下： 真卿立朝正色，剛而有禮，非公言直道，不萌於心。天下不以姓名稱，而獨日魯公。如李正己、田神功、董秦、侯希逸、王玄誌等，皆真卿始招起之，後皆有功。善正、草書，筆力道婉，世寶傳之。 ——《新唐書》卷一百五十三 在這段議論裏強化了兩件事情，其一是顏真卿的人格為世人所尊崇，特別提出人們稱其為“魯公”以示尊敬。其二，高度評價了顏真卿的書法藝術，指出“世寶傳之”。這不是禮儀性的修辭，因為有史料證據表明，歐陽修就“寶傳”了不少顏真卿的法帖和碑拓。比較新舊唐書的兩份顏真卿傳，我們可以形成這樣一個看法，即至少在五代至宋初的這段時間裏，人們雖然認同顏真卿的人格，但是並不以書法家目之。這個情況到了歐陽修時代才發生了巨大的改變，人們不僅更加高度認同顏真卿的人格，而且他的書法作品也被專門提出來加以尊崇。雖然《新唐書>還沒有把顏真卿的書法抬到一個非常高的地步，但是在顏書傳播史上應該是個重要裏程碑。 為了更清楚說明這一問題，筆者又采取兩個研究樣本，那就是分別完成於宋太宗時代的何以排斥顏真卿》的荒謬，同是宋太宗時期的文化工程，《太平禦覽》可能比《淳化閣帖》更受關注（宋太宗發誓每天讀三卷《太平禦覽》），而這部書裏並不“排斥”顏真卿的事跡，而為何到了編《淳化閣帖》時反而想起了趙、顏兩家數百年前的舊恨，堅決不想看到顏真卿的字呢？顯然與理不通。（（冊府元龜》是宋真宗讓大臣王欽若、楊億等人組織編寫的，宋真宗為這本書傾注了大量的心血，他曾多次“手書”王欽若討論這本書的編撰問題。《冊府元龜》對顏真卿的關注遠遠超過了《太平禦覽》，記載與顏真卿有關的事情明顯增多。但是該書依然多直呼“顏真卿”之名，並沒有像《新唐書》中所說的“天下不以姓名稱，而獨日魯公”。值得注意的是，《冊府元龜》已經關注到顏真9即的書法藝術了，在本書第八百四十卷裏引用了“四絕碑”的記載，卷八百六十一在顏真卿介紹中，說他“少勤學孝敬，有文詞，工書”。而這兩條同是出自《舊唐書》的材料，並沒有引起《太平禦覽》編輯者的注意。由此我們大致可以推定，最遲到了宋真宗的時代，顏真卿越來越被人們所重視，而且他的書法藝術也開始受到人們的關注。 顏真卿的法帖、碑刻流傳於宋代的非常多，但是因為其書名在宋初不顯，所以這些法帖、碑刻並沒有引起當時士人的特別注意，更多的是當做古物收藏，還沒有從書法藝術上給予較高的評價。筆者選取成於五代時期的《舊唐書》和成於宋仁宗慶曆之際的《新唐書》作為考察的起點和終點，把宋太宗時期的《太平禦覽》和宋真宗時期的《冊府元龜》，當作這一時間曆程中的兩個觀測點，這樣的考察雖然看起來還很粗疏，但已經基本可以反映出顏真卿書法在宋初的傳播情況了，筆者把這一時期稱為顏書傳播的第一階段。 慶曆士人“發現”“顏書” “慶曆之際”是個不甚嚴格的曆史概念，大體是指範仲淹、歐陽修活躍的時代，即11世紀的三四十年代。而所謂“慶曆士人”就是活躍在“慶曆之際”的範仲淹、歐陽修們。正是這些士人重新發現了顏真卿，這也是顏書在北宋傳播的第二個階段。在這個階段中，越來越多的證據表明，顏書逐漸走進士人關注的視野。但是這種關注最初還主要是從關注顏真卿的人品開始的，如王質(1001——1045)就是一個很典型的傳播個案： 公生相門，而弗驕弗華，以貧為寶。文正作舍人時，家甚虛，嚐貸人金以贍昆弟。過期不入，輟所乘馬以償之。公因閱家藏書而得其券，召家人示之曰：“此前人清風，吾輩當奉而不墜，宜秘藏之。”又得顏魯公為尚書時乞米於李大夫墨帖，刻石以模之，遍遺親友間。其雅尚如此。故終身不貪，所至有冰蘖聲。此公之秉德，不亦清乎！ ——《王公墓誌銘》，《範文正公文集》卷十三 上文中的“文正”是指宋真宗時的名相王旦，他是王質（即上麵引文中的“公”）的伯父。王旦早年為官清廉，甚至要靠借貸度日，他寫的借貸字據偶然間被侄子王質得到，王質看了非常感動，因此召開家庭會議緬懷一下先入遺風。在這種思想背景下，王質認同了顏真卿的《乞米帖》——性質與王旦的借條差不多。於是王質將《乞米帖》刻石摹印，當作禮物送給親友。在這個事例中我們可以發現，王質對顏真卿書法的傳播，顯然主要是為了宣揚一種清廉的文官道德，還不是主動傳播顏書藝術。但隨著北宋士風的逐漸高漲，喜歡顏真卿書法的的人還是越來越多了起來。如稍晚於王質的韓琦(1008——1075)，“餘暇則喜書劄，素愛顏魯公書，而加以遒健，自成一家，端重剛勁，類其為人”（《宋名臣言行錄》後集卷一），而且韓琦在自己的詩中也宣稱“韓畫顏書世絕殊，鈴齋時足奉歡虞”（《次韻答文侍中寄示韓晉公村田歌舞圖顏魯公跋尾乃使題於後》，《安陽集》卷十九）；文彥博在《寄相州侍中韓魏公》並序中寫到： 向在三城，退公多暇，日玩法書名畫以為娛樂，內韓晉公《村田歌舞圖》及顏魯公跋尾，雖得蒲中摹本，其實頗類真跡。今再來大名，屋壁間睹公之書，正與顏類。覬得公之數字跋尾，以光前跡，是所願也，非敢望也。兼成小詩，藉以幹澤。 晉公名畫魯公書，高出張吳與柳虞。幸得魏公揮寶墨，緣公楷法亦顏徒。 ——《潞公文集》卷六 由文彥博的詩及其小序可知，韓琦大概是宋人中最早學習顏真卿書法的人，而且晚年曾經以這種以顏體書寫於官邸之壁，讓後任者文彥博一眼就能看出其“楷法”家數，正說明此時顏真卿的楷書已經比較流行了。說起來韓琦的做法也是一種傳播顏書的方式。歐陽修更是在自己的文集中多次討論顏真卿的書法，如他在嘉祜四年(1059)寫了一則隨筆，表達了他對書法藝術的一些看法： 世之人有喜作肥字者，正如厚皮饅頭，食之未必不佳，而視其為狀，已可知其俗物。字法中絕，將五十年，近日稍知以字書為貴，而追跡前賢，未有三數人。古之人皆能書，獨其人之賢者傳遂遠。然後世不推此，但務於書，不知前日工書隨與紙墨泯棄者，不可勝數也。使顏公書雖不佳，後世見者必寶也。楊凝式以直言諫其父，其節見於艱危；李建中清慎溫雅，愛其書者兼取其為人也。豈有其實，然後存之久耶？非自古賢哲必能書也，惟賢者能存爾，其餘泯泯不複見爾。 一《歐陽修全集》卷一百二十九 歐陽修在這裏提出了書法思想史一個重要內容，即“知人論書”。他認為顏真卿書法受到世人喜愛的關鍵原因是“其人之賢”，他在這裏做了一個假設，即就算顏真卿的字不好，“後世見者必寶之也”。這條材料也證實了筆者上文提到的王質傳播顏書行為的心理機製。約稍晚的強至(1022 —— 1076)有一首專門討論顏真卿書法的長詩《和樓誌國範君武讀胡尉臨安所獲顏魯公書斷碑》（《全宋詩》卷五八九），這首詩開頭他就寫道：“書名唐世凡幾人，魯公運筆獨有神。當年一字百金直，異代儻獲宜爾珍。”給顏書以很高的評價。中間一段結合顏真卿的命運與書法藝術，進行“知人論書”之書法思想的詮釋，最後四句是“乃知一藝不獨善，所貴名節堅鬆筠。魯公之書以名貴，曆代共寶無沉埋”。他在這裏也強調顏真卿的書法是“以名而貴”，而考察此“名”，當然是指顏真卿的凜凜風節。這個思想與歐陽修並無二致。北宋大書法家蔡襄(1012——1067)也說過“顏魯公，天資忠孝人也，人多愛其書，書豈公意耶？”（《蔡襄集》卷三十四）至少在蔡襄這裏，還沒有把顏真卿的書法擺到一個很高的位置，他比較推崇的是“二王”的書法，“觀歐、虞、褚、柳好魏名書，其結約字法皆出王家父子”（《蔡襄集》卷三十四），這裏麵並沒有提到顏真卿。在唐代書法家裏，他更喜歡的是張旭，“張長史正書甚謹嚴，至於草聖，出入有無，風雲飛動，勢非筆力可到，可謂雄俊不常者耶！”“長史筆勢其妙入神，豈俗物可近哉！懷素處其側，直有仆奴之態，況他人所可擬議。”（同上）我們現在看蔡襄傳世的書法，如《茶镓》拓片、《萬安橋題記》、福州鼓山湧泉寺靈源洞“忘歸”大字，筆法全不類顏書的棱角分明、鐵骨錚錚之態，倒是與蘇軾的楷書在風韻上趨向一致，都給人一種珠圓玉潤、雍容自足之感。蘇洵(1009——1066)（（顏書四十韻》，談了觀看顏書對自己審美習慣的震撼，其形偉狀異之處，使自己模仿都無從下手，發出“誰知忠義心，餘力尚及斯。因此數幅紙，使我重歎嘻”的感歎（《嘉祜集》卷十六）。通過以上材料可以看出，在慶曆之際，顏真卿書法藝術漸漸獲得認同，但這個認同基礎是對顏真卿人品的關注，雖然有像韓琦這樣晚年能寫一手顏字的人，但大部分情況下人們他書法藝術本身的評價還是有限度的，這與慶曆士風建設的背景息息相關。關於宋人對書品人品並行推崇的問題，筆者在完成本文初稿後，在複旦圖書館讀到嚴傑先生的大著《顏真卿評傳》，他在“書法藝術的影響”一章中，專門探討了這一問題，看來學界對顏真卿書法突然崛起“慶曆之際”已有考察，有心的讀者不妨一閱。 另外值得我們注意的是，伴隨著對顏真卿人格的高度尊崇，人們開始注意對他文集的編輯整理工作。據《欽定四庫全書總目》，顏真卿文集的在唐宋的傳播情況主要如下： 其集見於《藝文誌》者，有《吳興集》十卷，《廬州集》十卷，《臨川集》十卷，至北宋皆亡。有吳興沈氏者，采掇遺佚，編為十五卷。劉敞為之序，但稱沈侯而不著名字。嘉祜中，又有宋敏求編本，亦十五卷，見《館閣書目》。江休複《嘉枯雜誌》極稱其采錄之博。南宋時又多漫漶不完。嘉定間，留元剛守永嘉，得敏求殘本十二卷，失其三卷，乃以所見真卿文別為 ——《欽定四庫全書總目》卷一百四十九 由此可知，北宋最早的本子即出於慶曆之際。據北宋劉敞（1019 ——1068）說“魯公沒且三百年，未有祖述其書者”（《顏魯公文集序》，見《公是集》卷三四）。劉敞為此沈氏本作序，而劉敞為慶曆士人；宋敏求(1019 —— 1079)也算得上是慶曆士人，他也為顏真卿編輯文集。而到了南宋留元剛時代，北宋的這兩個本子都找不到了，留元剛也不過得到宋敏求的殘本。更加值得我們注意的是，慶曆士人劉沆（995 ——1060）曾經在長沙翻刻過《淳化閣帖》，世稱“長沙帖”或“潭帖”，宋人曹士冕《法I占譜係》卷上“慶曆長沙帖”條有雲：“丞相劉公沆帥潭日，以淳化官帖命慧照大師希白模刻於石，寞之郡齋，增入《霜寒》、《十七日》、王蒙、顏真卿等諸帖。”筆者在這裏搜羅了這麼多材料，主要是想說明這樣兩個問題：其一，顏真卿的書法被北宋士人逐漸納入審美視野，是與其高尚的人格聯係在一起的。其二，王質、韓琦、歐陽修、梅堯臣、劉沆、強至、劉敞、宋敏求，還有那個不知名字的沈姓編輯人（他編輯了宋第一本《顏魯公集》），都生活在慶曆之際，是他們通過文集整理、詩文酬唱、出版增補本《淳化閣帖》等方式，進一步擴大了顏真卿及其書法的影響，這也是顏真卿書法傳播史上的重要時期。因此可以說，顏真卿作為一個君主專製時代的文官典型，是被慶曆士人所重新發現的。而對他書法藝術的認同並逐漸推崇，也是基於對其人格認同的基礎上才得以實現。“ 後慶曆”士人眼中的“顏書” 顏真卿經過慶曆士人的大力“炒作”，不僅他的人品重新成為人們心目中的一座高峰，他的書法藝術也“因名而顯”，成為眾多文人和書法愛好者的搶手貨。慶曆士人或者隻高度評價顏真卿的人格，避而不談他的書法，或者出於自己的審美喜好推崇他的書法，但是並沒有將之推到“千古一人”的巔峰程度。至少在範仲淹、歐陽修這一輩慶曆士人心目中，顏真卿主要還是一個他們從曆史上發掘出來的文官典範，寄托了他們對文人政治倫理的思考與認同，而顏真卿的書法，隻是這一認同過程的附屬產物，雖然可能因此而改變北宋書法審美風尚，但至少在這一段時間，這種改變正處於起步時期。 真正的改變來自晚歐陽修一輩的北宋文人們，雖然他們從年代上來講，也有一段時間生活在北宋慶曆之際，但他們所麵臨的卻是一個完全不同的大宋，筆者稱之為“後慶曆”士人，也就是指蘇軾們。後慶曆時期藝術的追求與品評，逐漸成為士人精神生活的主要構成部分，顏真卿的曆史功績已經成了一個幾乎被說盡的話題，沒有什麼更好的發揮了，大家開始更關注顏書藝術水平。顏書在後慶曆士人心目中逐漸升高，但這種升高的兩個基礎，都是在慶曆之際完成的，其一是人格確認基礎，已如上述；其二是即使在慶曆時期，也有一些人非常推崇顏書，藝術認同亦有相當的基礎。因此慶曆之後，顏書逐漸升值，是符合曆史邏輯的。我們有大量後慶曆時代士人們主要從書法藝術上推崇顏真卿的案例，其中最著名的就是蘇軾與黃庭堅，我們看他下麵這段記述： 餘極喜顏魯公書，時時意想為之，筆下似有風氣，然不逮子瞻遠甚。子瞻昨為餘臨寫魯公十數紙，乃如人家子孫，雖老少不類，皆有祖父氣骨。 ——《山穀集》外集卷九 黃庭堅不僅宣稱自己特別喜歡顏真卿的字，而且指出了蘇軾也偏好顏書的事實，他對顏字與蘇軾臨摹之字所打的比方，也很有想象力。二人對顏書的欣賞與評價，是基本一致的，黃庭堅在《跋顏魯公東西二林題名》中說道： 餘嚐評魯公書獨得右軍父子超軼絕塵處，書家未必謂然。惟翰林蘇公見許。近觀郭忠恕《序字源後》雲：“家君授以